| 改开系列专题：十五、八九政治风波（一）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 （本文利用网上资料整理而成，一些材料无法核实其准确性）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容易看出，在“未来学”的花哨招牌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实际上是已经相当陈旧的“现代化理论”，它们强调新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作用，并认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尽管这和后来中国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无疑这是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成熟作准备的启蒙运动。这次启蒙运动的文化结晶就是电视片《河殇》，它把“现代化”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也就在《河殇》出现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和经济领域中以“价格闯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出台。 “新权威主义”既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这在托夫勒、贝尔的旧版“现代化”理论中还较为模糊，在杭庭顿的新版“现代化”理论中就明确无误了），也是为改革出谋划策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敏锐自觉。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腐败、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发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发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 一九八零年起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集体的土地分到每一个农户经营，集体的其他生产工具也分给私人所有，集体的企业由个人承包。农村中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九八四年起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改革，带来暂时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却深刻地改变了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导致工人和经理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多数职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变为承包者的雇佣对象。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八八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 一九八五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据学者研究，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一九八五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三十二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八六年还有十七万家。到了八八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最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价格非管制化”，亦即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出台了。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与后来市民的有序的、有诉求的集体行动搭好了舞台。首先，闯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八年31％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一九八八年五月，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60％。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受物价影响，八七年全国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一位西方记者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它们回忆在毛泽东治国的二十七年中，从未提高物价。” 应该指出，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涨价通常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标准保留节目，它在世界各地实施后所引发的所谓“食品骚乱”也同样是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影不离的保留节目。它之所以有如此稳定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价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广，对人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价格开放”－－本来是阶级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满的矛头全部指向推行该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广大的“群众”，即市民、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工人等，他们受“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要大一些，对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这部分群众除了痛恨腐败，也反对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反对“不三不四的人发财”，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不满，在情绪上对改革前时代有所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群众中，新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强烈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关系，社会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们借以渲泄不满的符号手段，也没有像学生那样热衷于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运用他们更为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人民”、“公仆”等传统社会主义范畴。 最能反映群众这种不满情绪的，莫过于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行的“政治民谣”： 有反映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针的，如 西方黑， 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X开拓， 他要人们各顾各。 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退到解放前。 有反映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的，如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 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 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收利润； 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 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四解个馋； 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中央首长空中行，省市领导两头停； 县上的，帆布篷； 乡镇的，壹叁零； 农民坐的是东方红； 市民骑的是自摇铃。 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 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 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书换钞票； 四等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耍清高； 五等作家你倒潦，自己去把自己操。 有反映用人制度腐败的，如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抱养娃娃； 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耷耷； 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务花； 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有反映领导干部腐败的，如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 林彪的儿子搞政变， XXX的儿子收捐献， 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 XXX的干部百万富翁。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伤了胃； 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党委会； 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喝上酒了一瓶两瓶不醉，打着麻将三天四天不困； 跳起舞来五步六步都会，搞起女人七个八个敢睡。 腰里别的BB机，手里拿的步话机， 馆子里吃烧鸡，宾馆里打野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