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借助改制、官商勾结侵吞国有企业 改开派在工业领域一直并不成功，致使大批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三角债缠身”。这时，改开派就从上向下贯彻“抓小放大”的“改制”，允许中小型国有企业走破产、重组之路。很多国有企业的高管们心有灵犀，先设法自行搞垮企业，然后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自己的亲朋厚友。如果这些“购买者”连这点收购资金都掏不出来，那么这些高管就通过政府或银行，帮助其亲朋厚友获得贷款。大批中小型企业的原工人反映，这些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过程，从来都不经职工代表大会审判和“全民资产”代表的监督，造成国有资产无妄流失、企业职工们也丢掉了饭碗。 《环境与生活》杂志2009年第七期报道了一桩自九十年代后期，贱卖集体所有制企业、贱卖国有企业、并造成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大规模流失的举报案： 山西省沁水县位于中国无烟煤、化工用煤和炼焦煤最大的供应基地，其中沁水县嘉丰镇的南凹寺村煤矿是1976年全镇27个行政村的农民在镇党委的带领下，历经五载，创办的乡镇集体煤矿，1983年正式投产，1998年达到相当的规模：可开采量1260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资产总值达65亿元。 1998年2月20日，吕中楼勾结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以60万元的超低价承包年产15万吨的南凹寺煤矿，无偿取得总资产65亿元和年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寺煤矿的永久经营权，并以该矿为基础注册了他个人的煤炭实业公司。 2001年初，吕中楼又瞄向沁水县国有煤炭骨干企业“三矿一站”(永红煤矿、永安煤矿、侯村煤矿、嘉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资产精良，占沁水县国有资产总额的80%，其经济收入占沁水县财政总收入的70%，总价值(含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800亿元。吕中楼再次伙同马刘勤、并暗中勾结原县委书记申会，利用2003年“改制”的机会将账面额5.2亿的国有资产低估为1.27亿;吕中楼再施诡计、以1250万元拿到“三矿一站”的75%的股份。 2004年2月，吕中楼的“沁和煤业有限公司”又以超低的价格先后将沁水县永安煤矿、南凹寺煤矿、端氏镇曲堤煤矿、中村镇北庄煤矿以及刚刚改建的中村煤矿一并吞入，使20万沁水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国家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各方质疑这起国有企业“改制”非法地造成800亿国有资产流失。 2009年6月10日，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联名举报了现“晋城中嘉煤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中楼，先后与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原沁水县县委书记申会，通过非法的国有企业改制等手段，在6年时间里，连续将沁水县8个国有煤矿转为个人资产，造成金额高达800亿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 2009年7月8日，《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在沁水县收到了《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关于吕中楼等“官煤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举报材料》，并对这39名举报人(包括沁水县的在职领导干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其他老党员)进行了采访，以上a至e即为举报的内容。据新华社披露，包括温家宝等领导人都批示要调查，但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相反，这39位举报人反而被监听电话、被监视本人和家人、遭受恐吓甚至遭受陷害。据记者的报道，被采访者都说，就是因为吕中楼上边有人。 一位反对“三矿一站”改制的人大代表说：“当时‘三矿一站’的财政收入应该占沁水县的70%，如果将如此大资产改制给个人，就必须要向人大汇报，并且通过后才能算成立。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经过审批，并且连职工代表大会都没有召开，不顾干部员工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前任矿长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说：“矿权是资源型企业最核心的资产，但是沁水县将国有煤矿改制为混合所有制、民营占75%股权的企业，却根本没有涉及采矿权变更问题”。这种改制应有违反国家根本大法之嫌。 结论：沁水县吕中楼侵吞800亿国有资产的举报案，至今毫无解决的迹象。现在，又有人在制造“国有企业垄断”舆论，叫嚣要“深水区改革”。根据上述历史经验，这些人实际上是要“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商资本主义”三联手，对国有资产进行最后的瓜分和打劫，并最终改旗易帜、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
7. 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注：此段文字记取了运十大飞机研制成功却遭下马的惨痛教训，并借机分析了中国当时挤进WTO的指导思想。其中有关运十的文字与数据源自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报道“谁折断了国产大飞机翅膀?”，以及其它相容的采访报道，例如“国产大飞机下马的原因”。目前尚未见到与本段文字有根本冲突的报道】 1)研制运十大飞机立项过程和成就新中国在1954年成功地试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飞机和引擎;1956年又成功地试制出歼五喷气飞机，进入了世界上少数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列;文革中又在1968年成功试飞轰六之后。这时，周总理提出了中国也要试制大型旅客飞机。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国家计委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向上海市下达了试制运十大飞机及其发动机的任务，取代号为“708工程”。 运十大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种新材料，过百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达到100%。除发动机需部分国外配套件之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十客舱最大178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美国的主流机型波音707属同一量级，但既非707的翻版、也非707的“引进”。运十的整个研制过程没有依赖过一个洋人，全部依靠我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研制，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给我国航空科研设计带来了质的飞跃。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是15亿至20亿美元，但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8亿元人民币，经济效益绝对领先。 运十大飞机一共试制了两架，一架用于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另一架用于实况飞行试验，自1980年9月起，先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地，尤其是曾经七次飞抵拉萨。至1985年2月停飞为止，运十总累计共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试飞完全成功。 以下是记者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对话，生动地描述了运十的成功试飞： 记者：西藏好像飞了不止一次? 程不时：不止一次，我们是在春节期间飞西藏，国务院值班室国务副总理，我们向国务副总理汇报的时候，国务副总理一看到这个飞机的照片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一架飞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大一架飞机。后来正好遭遇雪灾，西藏有很多东西运不进去，他说你飞机既然已经飞西藏，就把救灾物资运进去，结果我们救灾又飞了六次，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机场的一些老飞行员都很奇怪，说这个试飞的飞机怎么就像我们航班的飞机一样执行任务。 记者：实际上当时已经用上了? 程不时：就是救灾用上了。 记者：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程不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708工程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共262个单位协作会战。成功试制运十，使我国拥有了自已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不仅填补了我国民航工业以前不能制造大型飞机的空白，而且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在研制运十的同时还试制了与其引擎性能相当的915发动机，并装在美国波音707上进行了成功的飞行试验。 最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民用飞机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才是我国航空界最宝贵的财富。路透社报道时评论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 2) 运十大飞机这样成功为何下马?在运十试飞成功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上海会议两次明确“自主研制干线飞机”的方针。国家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也曾两次发出“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但十分奇怪，运十大飞机项目竟然在没有一条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也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之下，就被无声无息地下马了，这就使得标志中国航空工业前途和希望的、已经试制成功的运十被活活地饿死在摇篮中了! 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听听记者对程不时的采访。 记者：后来怎么就下马了? 程不时：后来没有钱了。后来经过专家一起论证，论证以后得了三条结论，第一条结论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然后提出一个方案，要六千万，就把这个飞机继续飞下去。然后第三架飞机已经装配了60%，把它装好，然后再做一些补充的工作。当时上海地方说这个型号已经交给中央了，这不是地方的型号，已经交给航空工业部了，但是为了使它继续下去，我们预备承担一半，上海预备承担三千万。那么还有三千万又向国家要，因为早就是国家的了，上海已经是表示这样的姿态。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万，没有要来，航空部没有给，没有钱了。没有任何文件，说这项工程停止。因为这项工程开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国家文件，上马的文件有的，没有一个文件说它下马，悄悄地就没有了。 记者：那么大的项目就因为三千万吗? 程不时：当时确实是卡在三千万这儿就没有了。那么所以我始终认为，“运十”没有下马的文件。“运十”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呢，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这是为什么?原来是放弃中国的运十大飞机，改走组装美国大飞机的路： 1985年，上海从美国麦道公司拉到生意，组装其DC-9超80型民用大型机。 à 此前在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继续发展运十、千万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但爱国者不被接受! à 西方《财富》杂志后来写道：“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原来是美国麦道的阴谋! 国务院于1992年11月下文决心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飞机。但这次已经不是继续研制运十大飞机了，而是与国外合作研制的大支线飞机AE100了。主管部门根据此文提出了个“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装配MD80/90(就是1985年上海组装的DC-9超80); 第二步，中外合作研制AE100，约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 第三步，自行设计制造180座飞机，在18年后的2010年实现。 “三步走计划”的执行结果： 第一步因为麦道被波音兼并、上海麦道装配线走上绝路而失败，并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已经加工了一半又全部报废，而且还给试制运十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沉重打击。 第二步改与欧洲空客公司合作，但又因对方毁约而再次遭受损失和打击。 整个“三步走计划” 到1998年全部落空，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成果仍然是20年前独立研制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但它已经躺在库房中被遗忘了20年! 一句话：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思想的指导之下，放弃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十大飞机;在“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的崇洋媚外思想指导下，抛弃了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转而仰人鼻息，结果是国家上当受骗、大飞机计划全盘泡汤。 3)运十下马令中国遭受惨重的损失来自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以及来自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和专家们，曾在1993年分三批访问了上海。他们在看到了运十飞机及其试飞录像之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改进成中国的A300系列(空客)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中，台湾工研院院长在1993年3月31日看到运十后，还特别说道：“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 但是，国务院在八十年代改走仰人鼻息的技术发展道路，不但输掉了自主技术的发展机会，不但输掉了抢占国内、国际大飞机市场的时机，不但输掉了大笔的资金，而且还搞散了自己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此外，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而形成的航空工业，包括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以及30多家研究院所，都面临着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请读者对照我们在本章前面第6节、第3)C大段“放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将国企带入了困境”的分析)。 2007年1月8日，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明确宣布：中国正“积极论证”大飞机专项，并将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里，通过军民统筹来推进大飞机的研制。这在中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什么呢?让我们选两条专家评论： 接受新华网采访的资深专家说，大飞机研制和生产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学等大批学科领域，以及化工、电子、冶金等大量工业部门，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因此，至今也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盟能够做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将大飞机制造业列于知识经济产业的首位。 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产业。他说，单纯比较GDP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论GDP，大清国当时是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接受采访时说，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市场将呈现爆炸性增长，民用客机数量将达2194架，市场容量大约在1800亿美元左右。过去二十年，我们把国内市场通通都送给了美国波音和欧盟空客，以后还能这样吗?而且，我们有了大飞机，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么。 例如，我国自制的长征三号火箭，自1990年4月7日接受委托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起，在到2010年4月8日的共20年时间里，就进行了30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发射了36颗商业卫星，提供了6次搭载服务。长征火箭到那时也已飞行了123次，成功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飞机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但是，运十大飞机在1985年被无辜下马，使中国丢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丢失了整整一代科学技术人员和高档技术工人的队伍，甚至丢失了一大批骨干国营企业，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其它类似的教训数不胜数，在在证明了在抛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科技实力排名已经远不如七十年代了! 4)从运十下马教训看入世指导思想运十大飞机于1985年2月停飞，到198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新研制国内干线大型飞机”时，改走“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二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仰人鼻息”的彻底失败道路，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的：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这两段话均为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讲 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在作出运十大飞机下马决定之时，肯定是以为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就能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自由贸易，就能以市场换技术。这显然是忘记了毛主席的深刻分析，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至理名言。 中国于1986年7月10日递交了入世(或关贸总协定•GATT)申请书，恰恰也落在国务院正酝酿中断自主研制运十大飞机、改与欧美国家合作的那个时间段里。这就决定了，介入中国加入世贸·WTO(简称“中国入世”)过程的那些官员和学者们，同样也抱着“改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 A.“仰人鼻息、以市场换技术”证据 在中国入世的2011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备忘录”为题发表了这样两段话，说明了介入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学者们的指导思想：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 “WTO规则的‘内核’是尽可能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 众所周知，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拥有一大堆学者、顾问头衔。分析《人民日报》对他的引用，就知道吴敬琏以及国务院那批官员们的指导思想了： 中国无疑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即本章开头所分析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为此必须入世，因为WTO就像天堂里那样公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那里，中国就能“公平地”“以市场换技术”了。 中国入世完全不须警惕西方国家，因为这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总之“仰人鼻息”、“跟着美国就能富强了”。 其实中国入世有利有弊，只要我们保持毛主席、周总理所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警惕性，就能趋利避害、将WTO为我所用。但那批推进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和学者们，显然违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他们抛弃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结果非但得不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反而使中国连连吃亏、甚至伤及根本。 B.中国产业链遭破坏行业市场遭控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根据大量研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因此，莫里斯·迈斯纳称道“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八十年代运十大飞机下马、改走仰人鼻息之路，不但搞散了中国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而且迫使二十几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企业、三十几家研究院所、二百几十家参与合作的企业以及几十万职工转产民品、下岗分流、甚至发不出工资，破坏了我国三十多年来所发展的航空工业。直到本文发稿之日，中国仍然没能再次研制出运十那样的大型客机[28]，航空工业的市场全部被西方资本所垄断——读者不难想象，这件事也令我国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面临着类似的严重困难! 其它很多工业的产业链，也都因仰人鼻息而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就以机床和精密机床工业为例：这是两弹一星、核潜艇、建造第二汽车厂以及其它主要工业工程都离不开的基础工业，我国到1979年已经达到80%以上的自足率。但改开以来，中国不再继续发展机床行业，致使中国数控机床系统的市场被西方资本垄断了70-90%。 除了上述产业链遭垄断之外，西方资本还利用WTO的“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计划地参股、收购中国企业，以达到控制、垄断我国行业的目的。在我商务部于2009年3月18日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宣布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过去我们都是以大力吸引外资为自己的成绩，改革30年了，我们才意识到保护民族产业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国有关部门放得太松了，把自己的东西那么轻易地给别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比如南孚电池就卖给了吉列，双汇火腿卖给了高盛。这些案例说明我们一度很傻很天真，觉得这样就很国际化，就是和国际接轨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别人都是在保护自己的民族品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这是令人吃惊、又极其危险的信号!不过商业部有关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的根据是“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但即使采用他这样的说法来批驳对“外资垄断”的指责，王志乐仍然还是承认了，外资确实以大市场份额控制了我国很多行业的市场。无论如何用词，国人都要提高警惕了：一方面必须防止外资进一步侵蚀我国各行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反击、夺回社会主义祖国的行业市场。 C.中国制造被欧美服务贸易占尽先机 入世后，中国出口额猛增、外汇储备持续攀升为第一大国。于是就有日本、欧美等国媒体称中国为“世界工厂”，甚至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提并论。国内某些学者不去分析中、英两国的本质差异，也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道。 事实上，在中国入世之前，世界贸易的结构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这样两项重要变化：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金融垄断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二是信息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成果使得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美国在这两方面独占鳌头，在1984年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140亿美元的情况下，其服务贸易居然还有140亿美元的顺差。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急切打开其它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要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和修改关贸总协定。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决反对，因为在服务贸易中的银行、保险、证券、通讯、信息、咨询及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西方国家的优势要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全部自由化必然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遭受“自由贸易”的严重冲击，甚至令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都遭受损害。于是就有了三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经长达七年的讨价还价，谈判各国才形成了这样几个重要协议： à 《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1995年1月1日生效(关贸总协定组织于同日易名“世界贸易组织”)。 à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于1997年7月1日生效。 à 《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于1998年1月1日生效。 à 《金融服务协议》于1999年3月1日开始生效。 这就是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贸时的最重要背景。据1997-2006年统计，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部门，但在作为乌拉圭谈判“成果”的信息、电信、金融三大领域中却极为落后。欧美国家在新领域已占尽了先机，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怎么能够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相提并论呢? 更加要害的是，欧美企业早就利用其服务贸易优势“再造”了各重要制造产业。 这种“再造”是利用全球市场将重要制造业的“价值链”大幅改造，想方设法将其中的“加工”环节“拆分和剥离”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能胜任的小块，而欧美企业自己则掌控着该制造业的骨架。在经过这样改造的制造业中，一家中国企业若要争得这些“拆分和剥离”成小块的“加工订单”，就必须与其它的中国企业、甚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血拼竞争，就给了欧美企业利用一对多的谈判优势，得以大幅压缩“加工订单”价格，使之逼近加工原材料和劳务的成本。此时加入WTO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制造”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却只留给中国企业极为稀薄的利润空间。 但无论利润多么稀薄，中国出口业的“企业家(资本家)”们都要千方百计去抢定单——只要能抢到订单，他们就能想办法在从自己的中国员工身上“榨”出利润——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而中国的资本家就是帮国际资本压榨中国工人的附庸。 下面就以台商富士康承接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制造为例，来说明这条道理。网上流传着一张“图解苹果供应链成本：富士康利润仅分2%”，系根据美国科技博客网站(Business Insider)所列苹果公司iPhone生产供应合同商的成本比例所绘制[29]。这张图所给出的iPhone各家生产供应商成本、利润数据如下。 各生产供应合同商成本比较： à 三星(SANSAM)16%; à 和硕(Pegatron)5.2%; à 英特尔(Intel)2.7%; à 广达：2.3%; à 富士康：40.86%。 ——富士康的生产成本在所有的合同商中所占比例最高，一家就达到了41%! 苹果和各合同商的利润分配： à 苹果公司：58.5%; à 美国其它公司：2.4%; à 欧盟公司：1.1%; à 日本公司：0.5%; à 富士康台湾本部：0.5%; à 中国劳动力：1.8%。 ——富士康却只获iPhone整体利润的200分之一、苹果公司的117分之一!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美国苹果公司所有的iPhone手机全部都是由富士康的中国工人来生产的，尽管iPhone手机所用原材料几乎都是富士康自己购进的，尽管生产手机的大批主要设备以及厂房都是富士康自己添置的，但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却是中国劳动者总收入的32.5倍，是富士康公司利润的117倍! 即使想维持这样稀薄的利润，富士康公司也必须想尽办法压迫工人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那样多富士康工人选择跳楼自杀的根本原因：富士康2010年1月8日至2013年5月11日共二十二跳，就是说二十二条年轻的鲜活生命，因为实在不堪忍受富士康对他们的非人压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见《百科名片•富士康跳楼事件》第167版，2013年5月19日更新，至5月21日晚共阅览949,741次)。 请读者想想：盲目加入WTO的结果，就是苹果公司这种欧美企业得以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却将压榨工人跳楼自杀的“脏活”留给了富士康这种中国企业[30]! 结论：中国入世有利有弊，但若按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补课论”运作，就必然将中国工人阶级置于国际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相联合的残酷剥削之下： à 在加入WTO时坚持“市场经济”错误路线，只能帮助国际资本肢解中国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将中国企业降为国际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出口”企业。 à 走“市场经济”之路就是走资本主义之路，将领导权让给了中国资产阶级。 à 但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而复辟了的新生资产阶级更加软弱：他们只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帮助国际资本反过来无情地剥削和压榨中国工人阶级。 笼罩全国近半领土、25省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空气雾霾，也是新生资产阶级为国际资本低端代工、低端外包所造成的，只图那点稀薄利润，却于国于民百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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