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先富带后富”理论有误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于是，“先富带后富”不但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让大批“等待后富”的人们做了三十年的梦。大家醒来才知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就永远也富不起来了。为什么呢?马克思早在146年前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就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现在的改开只一个最新例证： à 那些“先富者”们，肯定会在“市场经济”中将个人财富转化为资本; à 那些“等待后富者”们，却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à 即使没有意外病灾，劳动力出卖者的平均工资，也只供“劳动力的再生产”之用，即包括本人劳动力再生，以及其上、下那两代人的生活开销; à 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则全部被资本、或者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即“先富者”)们拿了去。“先富者”们除挥霍其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新资本投入市场，以便将来赚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张“先富带后富”呢?这无疑在客观上欺骗了老百姓! 3)社会实践后基尼系数剧增中国改开是否“先富带后富”?这还可以用一个各国通用的社会统计系数，即“基尼系数”来回答。这是一个数值在0到1之间的小数：当其为“0”时，表示该社会是“绝对平均”的;当其为“1”时，表示该社会的全部财富都归一个人所有、其他的人全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显然，处于这两种极端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基尼系数越是接近于0、就表示贫富差别越小，相反若越是接近于1、则贫富悬殊就越大。 以下有关中国改开之前、之后的基尼系数对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à 中国在改开之前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是全世界最为平均的国家! à 改开后砸“大锅饭”、“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中国贫富差距急剧上升，基尼系数到1985年增至0.24，到1995年升至0.434、2000年再升至0.458。 à 联合国曾预期，在2012年2月报告2011年度基尼系数时，中国将突破0.55，处在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比南部非洲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好一点。 à 世界银行报告《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到2011年急升至0.57!横向比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了! (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就已升至0.61) 作为更直观的比较：世界银行报告还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相比之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贫富最为悬殊的美国，当然肯定是全世界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之一。 4)基尼系数证明剩余价值论中国的“基尼系数大跃进”和“贫富悬殊大跃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者”们不可能“带动后富”;否则其他人也都富了，那么“先富们”又从谁那里去剥削“剩余价值”呢? “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谁若宣扬市场经济可以“先富带后富”，那他就是在否认剩余价值学说、他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包括“先富不可能带动后富”，本文集将在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社姓资是关键》及其它有关篇章再做详细和深入的讨论。
5. 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中国的改开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则是从推行小岗村“大包干”开始的，到1987年，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实行了大包干，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解散，令中国又退回到小农经济时代。现已发现，历史上真实的小岗村，根本不是当初为了推行“大包干”而打扮起来的那个小岗村。这就让所有肯动脑筋的人们，都怀疑当初糊里糊涂地推行小岗村“大包干”模式、并进而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是否合法? 让我们先从权威部门所不曾阻止的《百度名片》词条开始。 1)《百度名片·小岗村》的原文“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也就是说从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133000/517/15 = 17斤。目前的生产水平小麦每亩需种子15~20斤。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 笔者核对过：该词条自2006年6月20日建立至今共83版。上述两段文字，在2010年1月7日第15版至2013年4月6日的第83版，三年多以来无丝毫修改。 2)《百度百科》名片的巨大漏洞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的东南侧，离淮河大约20公里。195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早就为淮河南北地区规定了努力方向，那就是：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可见，无论《1957年纲要》后来是否实现了，淮河以南1955年时年均亩产就已达到400斤;淮河以北地区年均亩产也已达到208斤。但小岗村离淮河约20公里： a. 淮河附近社队的年均亩产，即使在1955年时也应该为208斤与400斤之间的300斤左右，为什么小岗村的亩产在此后十五、六年长期停留在17斤上呢?这还不到附近社队平均亩产的十七分之一，只够第二年的种子。那么全村农民在这些年间又是吃什么活过来的呢?《百度百科》是否在隐瞒事实、或者干脆在撒谎? b. 也许小岗村还有什么比“沈浩之死”更加蹊跷的难言之隐?那也必须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明白真相，而绝不允许在全国推行这不明不白的小岗村“大包干”，甚至悍然违宪地解散了全国人民公社! 《百度百科》“小岗村名片”的数据大有问题。它在解释小岗村的“年均亩产17斤”时，还指明是在引用“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但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篇《风起青萍末》——这只能证明“小岗村名片”的谣言有多么低劣! 这里要说明的是，1982年宪法第六条写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该第六条是在十一年之后的1993年，即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根据小岗村的假经验解散十年之后，才修宪取消的。 3)2000年采访就发现了弄虚作假《中国教育华夏论坛》等网站发表或转载了陈窗和曾德方两位作者在2000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披露了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在宣传“大包干”模式时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 a. 小岗村在历史上十年九旱，解放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小岗村农民与附近农民共同修建了燃灯水库，使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还达到了二十万斤。1978年只打了3.5万斤粮，主要是因为当年遇到了大旱。小岗村虽然在1979年采用“大包干”打了13万斤粮，但与集体化时期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可是村队领导和上级、直至省级领导在宣传小岗村1979年成绩时，都有意地掩盖了小岗村在集体化时期远为辉煌的成就，欺世盗名地向全国人民说，小岗村因为“一包就灵”而“脱贫致富”了。 b. 司机抗玉兵说：“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这是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长期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c. 小岗村老农严立坤接受采访说：“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这是县、镇领导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d. 采访中还发现，收藏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居然是弥天大谎。村长严宏昌说：“那是包产到户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影东的大记者，来小岗村拍电视。王影东说，要搞一个按手印的条子，并说北京的大领导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但那个按手印的条子早已不见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于是，严宏昌按照记者的意思编写了前言和正文，并且一人代签了十八个名字，再找人乱按了十八手印，结果按出来二十一个手印! e. 发财致富后，严宏昌就与小岗村的大多数贫穷农民不一心了。他的亲弟弟严福昌在采访中被问到：“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盒子)。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这既是对党中央的欺骗，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说什么“先富带后富”，全都编瞎话! f. 这次采访发现，小岗村的农民到2000年已分化成穷、富两派了。严宏昌和其他几家富裕户的农民发了财，都不愿意再走集体化的道路了。 g. 其中最严重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h. 但严宏昌作为村长，在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时却隐瞒了缪夕五家的情况，而仅是代表那几家富户表示“农民怕变”，并且还主张进一步私有化。他的态度证明了： 严宏昌事后编造的所谓“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只不过是按照他本人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对真实历史的篡改，是用来欺骗领导和人民的。 4)沈浩猝死、小岗村骗局大爆光上述这篇报道早在2001年春就上网了，但是影响还不够大。到2009年11月，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在其任上以身殉职后，为了宣传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事迹，小岗村分田到户之路走不通的真相，才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些文字摘自网友评论)： a. 小岗村多年来不停地向国家伸手要钱，得到了那么多次资助也没有发展起来。安徽省派出了省财政厅的处级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支部书记，显然也有财力支持的意图。纪念沈浩的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讲的几乎都是沈浩不停地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并且沈浩也因这样奔波、操劳过渡而以身殉职。 b. 沈浩说过：“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 c. 沈浩努力争取到50万元款项，要为小岗修一条发展经济之路。但身为“红手印”之一的村主任贾治国盯上了这笔钱，非要承包修路。另一位当年的“红手印”道出了真相：“这条路要是包给那帮人，非给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d. 小岗村“红手印”的另一位带头人余本福，在担任村主任期间以权谋私，用作假手段占有小岗村的八间房。沈浩要以法律手段收回村有财产，余本福则动用媒体发表《小岗要重走集体经济之路?》，以此来抗衡沈浩的决心。 从严宏昌、贾治国、余本福这些“红手印”带头人的作为就明白“小岗村道路”为何走不通了，因为这些人要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哪肯帮其他村民致富呢? 5)推行大包干违宪违反中央精神在带领小岗村干部参观大寨、看到大寨兴旺发达之后，沈浩对郭凤莲讲： “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我们小岗是‘按’出来的”。 这话道出了要害：大寨人是“干”社会主义的，小岗村是“按”资本主义的。 在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后不到一年，1965年的学大寨展览会就展出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52个学大寨典型，例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例如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个个都令全国广大农民心服口服。但是小岗村是个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和欺骗全国人民的典型，仅仅依据这样一个假典型就敢于在全国推行“大包干”、破坏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人民公社的法条，既违反了1978年刚刚通过的第三部宪法，也违反了在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宪法。 除了违宪之外，这一行为也违反了当时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精神的下述精神： a. 在讨论“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的大包干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其他中央领导人中也没有明确支持大包干的(《小岗村的故事》)。 b. “大包干”还违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条列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 c. “大包干”甚至违背了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的1982年4月19日谈话：“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 因此小岗村“大包干”既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党中央精神，推行这样的假典型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势力违宪和对抗中央精神。因此不难理解：从1984年人民公社几乎全部被迫解散或瓦解之后，到2003年共计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升反降——这样长时期的人均产粮停滞和下降，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55年以来的第一次! 6)社队企业私有化冒出乡镇企业邓小平在1985年6月29日谈话中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实际情况如何呢? A.乡镇企业绝非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 这些“乡镇企业”的前身都是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1983年已经发展到三千几百万职工的规模了。它们早就是分布于各种行业、各种商品经济的各类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在文革中、后期已经相当发达，有粮食和农产品加工的，有小型农机具维修制造、农业机械和动力机维修、小型化肥生产、小型水泥和建筑材料生产的，也有接受大工厂加工订单的。 社队企业不但将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而且还给社员们分红。只是各地发展不均衡，靠近中、大工业城市的社队企业因有城市工业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发展得更快一些。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为农村地区工业化所播下的“种子”。 B.乡镇企业被扶植为资本主义带头羊 是在推行“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3月，中央文件才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的。此后，政府对乡镇企业給予了大力扶植，包括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土地使用的，能源配置的，以及税收优惠的政策等等。 这些乡镇企业大约经历了“私人承包”、产权改制(私有化)以及资本主义完善化几个阶段。乡镇企业刚开始多由供销人员来承包，其实主要是雇佣本村的农民。农民员工没有劳动法保护，没有停业、失业保护，也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乡镇企业就是依靠剥削这种高额剩余价值而起家的。乡镇企业“改制”，比较多的是将企业的产权转到了村支书、村长等权势者及其亲朋厚友，企业利润就由这些人来瓜分，再也不分给原来的社员们了。“社员们”从此变成了乡镇企业中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乡镇企业一方面中断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80年代腐蚀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马前卒。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改制”私有化，与乡镇企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在以各种形式引进外资之后，这两类企业或其变种又变成国际资本掠夺中国市场的帮凶。 C.乡镇企业的特殊演变值得人们警惕 à 乡镇企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放纵和鼓励：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在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期，广大国营企业职工还保持着社会主义道德。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向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招揽业务时，往往采取了“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在人民群众中遭到了普遍的批评。但是，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居然在讲话中说乡镇企业给回扣“是搞活经济的正常活动”，肯定和鼓励了不正之风——要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回扣手段收买客户采购人员也是违法的。单单这一条就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曾预言：在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就将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à 乡镇企业非法经营毒食品、地沟油等等，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很多乡镇企业或其衍生企业，参与了制造和销售地沟油、毒奶粉、有毒医具、废旧假药、旧鞋胶囊以及其它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还严重地污染环境、糟蹋不可再生资源。它们的这些违法经营受到了地方政府广泛的纵容和包庇，其原因包括：一是鼓励乡镇企业干这些事，也能增加地方的GDP，为当地官员升迁增加资本;二是这些乡镇企业为了获得支持，往往也将部分非法经营所得，用来贿赂当地官员。 à 英国《每日邮报》网曾报道，英国每年有1200万吨垃圾被倾倒到国外： 其中中国是最大受害国。此外，美国、日本等国每年也将大量垃圾运往中国处理，严重地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这些“洋垃圾”，往往就是私有化的乡镇企业或者其衍生企业所处理的。这样的有害“经营”，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社会主义的社队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乡镇企业后，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乡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地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政府官员再以“经营效益”和“发展生产力”为借口支持这样的企业，那当然就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道路了! 7)中断农村工业化农民背井离乡改开以来，各级政府机构将大笔外资、内资吸引到沿海大、中城市，迫使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背井离乡、大规模地去沿海省市和大中城市打工，却又得不到当地的户口;结婚、育子仍然得不到城市户口，子女也不能在当地就读——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得不到工人的社会待遇，所以被社会和政府称作“农民工”! 农民工目前已经占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中最奇怪的一景——请对照《资本论》来分析改开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连马克思都不曾想到，改开的中国居然会创造出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在城市遭到剥削的劳动力，却被迫回到农村去廉价地再生：十足的“超”剩余价值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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