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如果单纯拿权威部门统计的GDP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了，不但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而且据说很快就将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了。但是，这种GDP大跃进靠得住吗?为什么GDP跃进幅度这样大，社会问题反而更多了呢?

　　本章分为如下7节：

　　1.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2.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4.“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5.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6.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7.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1. 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中国官员曾经普遍靠GDP升迁，所以很难用GDP衡量改开的什么真实成就。正如本章第7.3)B大段将要引用的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谈话，GDP也有质量上的巨大差别：

　　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多少，而是看GDP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是大炮、轮船。

　　除去巨大的质量差别，GDP还因其统计上的各种水分，而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1) 首先GDP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指标

　　GDP又称“国内生产总值”，但要注意所谓“国内生产总值”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

　　à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价值”来计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用来评价“资本(或资本家)”获取“利润(即盘剥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宏观环境的数据。因此，GDP并未反映工农业是否满足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反映这些需求的是“使用价值”，而非GDP的“价值”。

　　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剥削，因而也就不使用与资本盘剥劳动者相关的GDP。所使用的“工农业生产(还包括交通运输、国防建设)”是按照“使用价值”来计算的，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这些“需求”本来就以“使用价值”表现在统计数据之中。

　　让我们举些例子来做比较：GDP计入住房销售总额、医药营业总额、教育带动的各类营业总额以及其它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营业收入额。具体举例，十年来房价上涨了五倍至十倍，GDP中相应住房这部分的统计值也就跟着“虚高”上去五倍至十倍。但在毛泽东时代，哪里有依靠涨价把“工农业生产”提升五倍至十倍的神话!

　　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已经高得超过了美国，也就使相应的GPD“虚高”到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但你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经济比美国还要发达吗?

　　说到底：GDP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指标，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给资本家集团，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从劳动者人民的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指标。“工农业生产”或者其它本质类似的社会主义经济指标，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中提供给劳动人民和人民的国家机构，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科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需求的指标。

　　2) 其次，中国境内的外企“生产总值”一律计入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即使是外资企业的生产值也一律计入中国的GDP。例如中国GDP中出口的部分，往往超过50%(以前曾高达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但统计GDP时，这50%也与中国民族企业那50%同样地计入中国出口部分的GDP——就是说，出口额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外企老板攫取剩余价值的，但也都统计在中国的GDP中。

　　我国各地招揽了大批外资企业，这就相当于将相应的未来赢利空间让给了外国人，而不给我国的民族产业保留发展的机会——这不是在搞“经济卖国”吗?那么，为什么各地官员还是那样热心地“招商引资”呢?原因是，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评估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其升迁的。于是，即使是引来的外企所创造的GDP，也给官员带来了同样的升迁机会，谁还管它是否“卖国”呢?

　　3) 再次，GDP从不扣除发展经济带来的任何破坏

　　本章将在相应节或小节介绍，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例如运十大飞机的研制体系)，完成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例如86000座水库、包括最著名的红旗渠)。如所周知：改开之后，那些工业系统和农田水利系统，因各种原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根本性的破坏。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损坏、或者根本性的破坏，并不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GDP有丝毫的扣除。相反，如果采取某种措施来挽救这类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4) 瞄准低端出口破坏了中国资源环境和金融平衡

　　进入WTO之后，中国自觉地或被迫地定位于低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尽管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带来国内各地GDP的大幅攀升，但就是这些低端产业，又造成了触目惊心国内环境污染(如雾霾)，以及超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损耗，等于在吃子孙饭。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损失，从来都不会折算成经济性损失而从GDP中扣除——因为GDP永远都是只加不减的。相反，如果采取了某种措施来挽救环境的或者资源的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任何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更加严重的是：改开以来所发展的瞄准低端出口的中、外资企业，虽然也为国家赚取和积累了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却与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即现在所称的“内需市场”)完全无关。其中大批外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以及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并购的外国资本，还有投机型的外资热钱，都必须换为人民币在中国流通。专家估计，中国央行所发行的大约25万亿人民币(M1)中，约有70%是用于兑现这几种类型的外资的，其余能够用于国家、人民和民族企业流通所需的，反而只占央行所发行人民币的一少部分。这一极不健康的比例，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极易被国际资本所撼动和掠夺——最近出现的“钱荒”与“通胀”并发的矛盾现象，就是这种危险的迹象。

　　即使扣除了上述种种的虚假因素，中国的“GDP大跃进”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想正确地做出评价，就必须遵从李大钊在九十四年前所说的原则，即首先要考察指导经济发展的“主义”、考察社会上多数人在GDP大跃进中的受益状况，因为经济发展：

　　“……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那么，改开以来人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那些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的官样文章。我们将在以下第2、3、4节分别考察那些产生了重大社会效果的指导思想，看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 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后，很多学者或者借回忆李慎之的机会、或者借引用他人回忆的机会，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说，国家领导人早在1979年1月就说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并以此来论证要走欧美之路、甚至要搞“中美国”。就连《百度名片》李慎之词条也这样记载：“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其中的“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那句，自该词条于2006年6月20日创立至2013年9月18日的29版，版版都有这句话、至今未见修订[22]。

　　需要指出，多家网站自今年7月以来登载文章《关于1979年邓小平解释对美开放理由的考证》(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5589.html)，署名黄卫东。黄文在认真地分析了有关学者的7、8篇引证之后，得出结论说领导人这样讲的可能性太小，这样多学者都说谎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反而是李慎之说谎的可能性最大[23]。

　　无论当初是否有领导人讲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这类思想总归在改开之初就干扰了正确方向，而且还被后来的领导人发展成了“中美国”概念，并且至今也未受到任何明确的批判。总之，以为“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确曾在官民中变成了“开放意识形态”。但是，“跟着美国走”真能富强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跟着美国走”都得到了什么。有一篇文章至迟在2012年7月1日上网，已经流传一年有余，其标题为“蒋介石及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该文列举了在1945年11月21日至1948年8月5日之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所签订的十六项不平等条约，并简单地介绍了美国根据各项不平等条约，分别从中国攫取到了什么权利、甚至主权。文章总结说：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毛主席不但总结过这些历史教训，而且还在1965年5月25日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进一步讲道，“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但是，那种以为“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的改开领导人们，早把毛主席的警告丢到脑后，“仰人鼻息”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正如前文所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美国2011年在全球攫取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霸权红利”;相反，中国却是全球“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超过3万6千亿美元!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全年劳动的60%，都被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攫取了;相反给中国留下的都是劳动者疾病、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等，足以证明：中国跟着美国走，是不可能富强的!

　　改开以来的所谓“经济成就”，恰恰掉进了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设下的圈套。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改开设下了什么圈套?本文集将在第三分册第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给出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案例，并证明毛主席1965年的断言英明无比。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的记录。他以后还在80、90年代多次提及这个概念，其中解释得最清楚的是1992年南巡的那一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话不错。但是，绝不能因“也有市场”就说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英文“Market System”的无歧义翻译，是指按照“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建构和运行的经济体系。相反，社会主义的“市场”只允许按照“社会主义的条件”交换商品，而“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允许的许多交易行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都是必须受到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界就是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产阶级则断定那是自相矛盾的词汇，只有中国官方才这样使用。请看《维基百科》对这两个词条的解释：

　　“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来描述其经济制度的官方术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全面研究和批判的，恰恰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是同义词!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是不可能接受的。

　　1) 限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交易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1956年至1958年(包括纠正共产风等“五风”)期间，毛主席对此做了发展性的阐述，其要点也反映在陈云同志和周总理的同期讲话中，以及中央此后所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其中最具体和最容易鉴别的两个条件，就是下述两样东西不得自由交易：

　　a. 劳动力不得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或自由交换;

　　b. 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经济组织之间交换。

　　但是“市场经济(MarketSystem)”则没有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限制，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列主义学者在这一点上持相同看法，即这两大对立阵营的学者，均将没有“社会主义的条件”限制的“市场经济”认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者可以说，两大阵营的严肃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谁若讲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等于是在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但在1982年制定时，其第十五条明确写道“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1993年修宪时，这一句就径直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关键的“市场经济”一词，就借助其修饰词“社会主义”而进入了中国宪法。同样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改版中，“农业人民公社”被取消了，“国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也分别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所代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也从1994年开始组织起草《破产法》。虽然对于破产法出台时机多有争议，但其指导思想(如2004年所宣布)还是明确的：

　　“统一适用于各类企业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公司、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企业破产法既要适用于新的企业，也要适用于原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组织。”

　　指导思想第2条(即第1条实质性指导思想)

　　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至1958与1959年相交之际，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交易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即1)“劳动力”不得自由交易，2)“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之间等价交换。但上述《破产法》指导思想，显然已经将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全破除。那些仍然在硬说这样的《破产法》是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已经从经济基础上根本地抛弃了马列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实践：

　　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提倡、鼓励和培植劳动力市场，即提倡和鼓励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力，而劳动者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么，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大面积破产和变卖原工业国营企业(1993年修宪改称“国有企业”)和农业集体企业(1984年下文件改称“乡镇企业”)，并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资本市场机制，使得生产资料，包括企业的资产、企业股票以及企业“自身”，全部都可以作为“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甚至以掠夺公有资产的方式“交易”——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甚至是比欧美更坏的资本主义(欧美法律至少不准掠夺“国有”资产)，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与国际接轨等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资本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在建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行“自由贸易”之后，被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和批判的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全部复活了，中国就是这样走上“打左灯、向右拐”道路的。

　　2) “市场化”造成新三座大山

　　并无权威部门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科学的、严格的和经得起考验的定义。但广大人民还是从改开以来的社会实践效果看明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开以来，一些领导人听信资产阶级“专家”的“市场万能论”，自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专家”们还帮助领导们编造了很多词汇，如“医疗改革”、“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等：一切由钱说了算。但是，将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领域“交给市场”的社会效果是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改革令老百姓们不堪重负，造成了压在人民肩上的“新三座大山”。

　　A.医疗市场化

　　这在1992年启动医疗改革时就引起争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1993年5月会议上强调医疗的大众性和公平性[24]、明确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马上被反讥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医疗改革最后还是走向了“市场化”，公立医院借机乱涨价、医药产品借机虚抬定价、药品销售和治疗服务环节腐败重生，连医生都要根据开药方带来的药品销售额来分发奖金，有意混淆脑力劳动与腐败之风，结果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不堪重负，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B.教育产业化

　　2006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误导下，很多优质公办小学、初中和高中乱收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界也都以赢利为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引起了人民群众极为强烈的不满(见《百度名片》“教育产业化”词条)。但在九十年代提出“教育产业化”的那些领导人，不肯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肯帮助纠正这一口号的负面影响，而是抵赖说政府从未讲过这句话。其实，网上的证据是赖不掉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2011年05月14日在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资料·历年课题指南”拦下刊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课题指南》，其中“经济学·甲：经济理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两部分都包括有以下这样的课题指南：

　　“第7条.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及教育经济学研究”

　　网上还能查得到实为该《指南》所引导的大量研究论文，例如：

　　a.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中国教育产业发展中的金融问题研究》(吴顺达)

　　b. 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蒋海鸥)

　　c. 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杜白)

　　这些论文就是依《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开展的，该《指南》不但承认“教育产业化”、而且承认“教育已经产业化了”，指导学者直接去研究“教育产业”的各个方面。领导人如果面临这样的白纸黑字证据，还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指导思想有误，那又如何纠正错误呢?难怪“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仍在继续扩大!

　　C.住房市场化

　　政府提供地皮、银行提供贷款、与地产商结成铁三角，不断将房价推向新高、令万民怨声载道(见《城市房产·北京(http://bj.cityhouse.cn/market/)》)：

　　a. 北京四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12,760元，2013年3月涨到了35,302元，平均每年涨价29%。一年前每平米均价24,996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41%!

　　b. 北京海淀区一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32,467元，2013年4月涨到了49,872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58.2%!

　　这样高的住房价格已经超出了美国那些房价最昂贵的大地区平均值一、两倍，而且近年还在超常速上涨，这样的经济还能称得上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吗?

　　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化的后果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所谓“交给市场”就是“交给资本”，就是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广大人民群众。将这些统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是在搞“最坏的”资本主义。

　　4. “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本节要讨论的是，邓小平谈“先富带后富”、却造成了“贫富两极化”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意指责是邓小平有意的、或直接地造成了“贫富两极化”。

　　1) 邓小平多次反对两极分化

　　事实上，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几次谈话中都曾明确指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要采取各种手段或方案，来控制不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些表明他仍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谈话，主要搜集于《邓小平文选》第三集，让我们列举一些如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第208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364页《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第374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在晚年这样几次三番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避免两极分化”、而且也“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还是出现了不可否认的两极分化呢?是邓小平的权威不够吗?显然不是!是有什么阴谋集团用武力推行两极分化吗?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那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这“先富带后富”理论出了问题，因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因的，这将在下面第2)小节分析。但理论错误还是理论问题，造成贫富两极化的直接责不在邓小平，而在他身后的某些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那样的手段来纠正贫富两极化了。尤其是，他们已经长久不讲群众路线了，哪里还有力量推行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却被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所包围，被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