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他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华北局的报告作了批示。 华北局因为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组织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答复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华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1月23日这一天，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已经译出来的条约文本，一边修改。 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另一间房子里，将毛泽东修改的文本译成俄文，打印出来。 周恩来于当天将毛泽东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给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他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胡志明是在元月份徒步自广西进入中国的。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刘少奇和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了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2月6日凌晨，上海市遭到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飞机轰炸。 原来，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我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美蒋飞机“二．六”轰炸事件，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严重破坏了上海重要的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炸伤一千余人。 毛泽东鉴于国内的防空力量薄弱，立即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由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他同时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它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按照毛泽东的个性，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对主权带有限制性的交换条件的。但是考虑到此时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了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他还是做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个《补充协定》。 斯大林非常高兴，他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财产，全部交由中方接收，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给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在签约的同时，双方还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中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应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 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在毛泽东访苏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双方曾经有过误会，有过一点点不和谐，但这次访问毕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此前，王稼祥特别关心斯大林能否出席酒会，他对夫人朱仲丽说： “毛主席来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应该受到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全体苏联人民的敬重。” 王稼祥为了争取斯大林出席酒会，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他还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是日晚8点半，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准时来到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宴会厅。按照惯例，斯大林是从不出席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的，而他这次来到大都会饭店，前所未有的破例。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到门口迎接和招待来宾。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斯大林等人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主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他致答词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就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斯大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斯大林意在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始终还是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1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地将话切入主题，他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说：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斯大林在谈话中，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原来，这封信是高岗在建国后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他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高岗在这份材料中，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 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再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大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毛泽东要求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4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笔者注）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做决定。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是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毛泽东在归途中，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工厂、集体农庄等。他在即将到达满洲里时，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一行预计2月26日到达满洲里。而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1至3小时，到沈阳拟停留1至2天。请通知各地注意保密，不要公开发表消息。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外人士（100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了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斯大林、维辛斯基发出了致谢电。为毛泽东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将火车上的东西移送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嘱咐满洲里负责人，要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毛主席诞辰纪念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只收工本费。 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只收190元（含邮寄费）。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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