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边界上分化出来的保守派与造反派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间说，艾希曼其实就是那种没有反思能力的庸人，听从上级吩咐，要他杀人他就当做任务去完成。其实，阿伦特说的不准确，庸人没有反思能力的可能性是有，但是，做特别不正道的事儿的时候，应该还有起码的是非黑白辨别能力的。不过，如果说艾希曼只关心自身的官位和职业利益，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心上，这倒是很准确，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心态：除了关注自身的私利之外不知道有别的东西，所以，这种人的行为模式是仔细地权衡得失，按照尽可能避免损失并增加收益的方向去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此外的政策、法律和道德等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王光美搞反蒯运动期间，清华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位年轻教师自杀身亡，学生朱德义自杀未遂两腿残废，这样的苦难感动不了王光美和工作组的心肠，直到毛老人家要回北京了，他们才好像睡觉睡醒了一样，赶紧终止反蒯运动转入斗黑帮。 更为可怕的是：在北京胡乱整人的运动中间，中共高层官员刘少奇、薄一波、陈毅、李雪峰、胡克实等都陷入“没有反思能力”的“庸人”状态，很多受迫害者自杀、写血书，但这些都感动不了他们的铁石心肠，这些人在党内的位置都比艾希曼的执行地位要高很多，是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外几乎整个政府决策层。 文革检验出中国社会有大量这样的人，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总的态势是朝野结合。不管是清华的“反蒋”还是“反蒯”运动，在这个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第一高素质人群中间，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作为一个一般的趋势：追随者中间的无原则程度是干部队伍大于党团员，党团员的无原则程度又大于普通师生员工。清华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这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有几十年从政经验的高级干部，但是，王光美叫他搬石头他就搬石头，叫他反蒯他就反蒯，好像没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不会吸收外部信息作出自己的决断似的。不独叶林为然，整个清华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都是这个德性，在韩爱晶帮助整理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间，记录了两次非常搞笑的局面，这帮子干部和党团员两次出来齐声说“我们都错了”，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华主导运动的反复，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检验过程：那一群道貌岸然的人竟然跟风倒到了毫无节操的地步，这不可能不激起民间人士的极大鄙视。什么叫“礼失求诸野”，这下子清楚了吧，你们自己完全不要脸，还想要别人尊重你，可能性就很小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脸面与丧失领导权只是一墙之隔而已。 今天回顾起来，叶林这样副部级的老干部，应该是政策水平最高，法律观念最明确的人，但是，在遭遇到王光美的强硬意见之后，他根本不再过问事情本身的是非，而是转而估算“得罪”王光美抑或“阿从”王光美的损益，最后的结论很可能是：阿从可能产生收益，得罪可能产生损失，就这样，叶林就不再需要从事实出发搜集信息，也不需要从政策和法律要求出发用头脑思考问题了，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原则：阿从上级。其实王光美资格和官位都低于叶林，但她老公官很大，得罪了她虽然王光美没有直接处分他的权力，但有可能在“枕头风”作用下被“穿小鞋”的可能。 不单单叶林把个人可能的损益视为唯一出发点，清华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都是如此，这样，就构成一种极为可怕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在同盟内部没有任何原则只有利益，上级掌控下级的命运和利益奖惩，下级不过问是非曲直，仅仅以阿从上级为唯一行为原则，无论是清华的搬石头(所谓“反蒋”)还是反干扰(所谓“反蒯”)，都是王光美一句话的事情。后来造反派兴起之后，狠批走资派在官场推行“奴隶主义”，培养的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那种“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的货色。毛主席比造反派公正一点，认为这不是刘邓两个人要搞就搞成的，而是因为共产党进程之后成了执政党，所以毛主席说“进城之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也就是说，执政党地位带来新的社会分层，毛主席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分化造成的，但是，毛主席也同意以对刘邓的“大批判开路”制造舆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策略试图把大多数干部跟少数高层走资派划开，给他们回头的机会，从而实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的目的，透过对个别人的批判实现对全社会进行纠偏。 阿伦特还说过“政治是一个人的生存境况”。毛时代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广泛存在，损害了所有人的政治境况，造成普遍的“政治贫困”感受，造反派在文革期间能够兴起并获得广泛的舆论同情，就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对普通民众“政治剥削”的结果有密切关系。凡属那种单位内部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活动特别剧烈、普通民众受剥削感受特别强烈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强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过来，凡属单位内部官员很正派很关心群众，不支持或者经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弱，反而保守派的力量会很强。拿文革的实践进行检验，清华在文革前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比较强大，所以，王光美无论是“反蒋”还是“反蒯”都如鱼得水，反过来，地质学院的高元贵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地院东方红的反工作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逻辑，但是在外观上很像是保守派保党委。这两个学校，恰好代表了毛时代政治状况的两极：地质学院是群众路线的健康体现，而清华大学恰好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 当权派的群众路线不都是健康的，腐朽堕落的表现也一样突出。有一位徐教授号称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五老”之一，文革前他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呆过，据他回忆：当时学校支部书记召开入党积极分子“向党交心”会议，从来都没有在晚上九点钟之开过，这个开会时间迹近“逼供信”：支部书记就是要把会拉到同学们瞌睡的不行的时候，逼迫那些入党积极分子讲述“很尖端”的思想汇报，目的无非是要体现他自己抓学生思想工作特别得力，解决了多么严重的问题。这种迹近“逼供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最后鼓励学生揣摩书记的心思去讲假话和表现积极，当然，这就像一面筛子，透过筛子的筛选之后，肯定会是那些善于逢迎和毫无坚守并不惜一切向上爬的群体，最优先通过他的入党阶梯。 更为可怕的是，透过了这把筛子“筛过”的党团员，会产生一种极为优越的心态，认为与其他同事相比，自己已经透过艰难的隐忍和投机积累了一笔资本，在自身的潜意识里还把这种资本夸大为领先一切的东西。复旦大学青年教师胡锡涛因为在《新建设》(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受到过毛主席赞誉，华东局就立马就把此人调入宣传部工作，与姚文元同事，这激怒了他的党员同事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些党员联名写大字报批判胡锡涛的“白专道路”，朱永嘉评论说：这个批判除了“嫉妒”之外没有别的内容。胡锡涛连党员都不是，在那些党员同事看来，胡锡涛缺了他们艰难积累的那一份“马屁精”资本，凭什么得到赏识和提拔?要提拔也只能优先提拔在入党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很久的自己。 从徐教授亲历的党员生活会开会方法，到复旦中文系党员特别嫉恨“白专道路”，这实际上也是毛时代政治生活中间的一大流派，在这些人发展出来的政治经营模式中间，业已形成一种潜规则：通不过马屁精道路的考验就不配享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是毛时代群众路线中间“异化”的一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i]“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修订：《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1967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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