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毛主席晚年那一场“认真的演习（上）

　　蒋南翔这样的当官模式，其实在文革起始阶段尚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高元贵那样的工农干部。也就是说，高元贵掌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时代政权的性质：蒋南翔更为接近韦伯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合理合法型权威”，但高元贵则还有着自己结合基层群众所获得“自下而上赋权”的社会领袖成分。高元贵的例子能够很好解释文革期间强大的保守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共产党掌权的“群众性”和“人民性”所在，是群众路线在政权中间所体现出“健康”的一面。反过来，王光美发动积极分子搞反蒋反蒯看起来也有一个群众运动的外观，但是，实质上是通过组成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式来无原则地斗干部都群众，被斗的干部群众没有一个是心里服气，但是都不敢反抗，除了蒯大富死不投降之外。王光美这样样式的操纵群众中间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整人，则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这种异化形态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实施，关键乃是在于上级掌握下级的命运，而且以这个奖惩的权力去诱导无原则的阿从，从而实现了坏干部与假积极的结合。

　　有人说造反派都干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的踢开党委都是工作组干的，而且，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工作组踢开党委书记和院长并加以污蔑的，也就是说，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搬石头”起家的。这与武汉高校有所不同，武汉高校的造反派都是反对“反右派”起家的。清华的造反派是从反对“反干扰”起步的(当时王光美命名为“反蒯运动”)，与武汉近似。李达被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陶铸合伙开除了党籍，活活整死，至少当时没有激起学生的及时反对，等到造反派占据一定优势之后，才有大批造反派大学生跳出来为李达翻案。

　　王光美指导下的工作组整人模式，在清华构建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对立，前者在文革的演进过程中间逐步形成保守派，后者成为造反派，这双方的对立和辩论内容都是立足于文革早期的事实，并且逐步回溯到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整个时期。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是在王光美(及其背后的刘邓、薄一波、李雪峰、胡克实等)等人所开创的局面中间，选择性地支持挨整的弱势群体——少数派，等到1966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少数派就变成多数了，从文革演习的史实看：红军是反文革派“缔造”出来之后在文革派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对第一阶段白军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评论：“在前清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68年汉版《名字的思想万岁》)

　　毛主席这里所批评的是白军的第一梯队，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多数是有第一梯队白军的子弟所领导的白军第二梯队出场了，第二梯队一出场就掀起了腥风血雨。这两个梯队还是有差别的，毛老人家批评第一梯队之后，第一梯队中间很多人从来都是不服气的，随时预备倒打一耙，陈毅就是这样的，他不仅不反省自己派工作组把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错误，还对毛泽东倒打一耙说毛是“乾纲独断”，但是，第二梯队虽然也搞造谣污蔑，但是，他们的罪行是赤裸裸的无法遮蔽，因此，才有陈小鲁的道歉表演。不过，就事而论，第二梯队的坏法，也只有陈小鲁的西纠组织首屈一指，在全国保守派中间西纠的表现也是最坏的，比武汉的百万雄师还要坏得多。

　　在毛主席和文革小组扶持少数派转向多数的时候，当权派们在表面上沉寂下去了，甚至有些人还做了公开的检讨。但是差不多就在撤销工作组，支持少数派批判工作组的错误的同事，他们的弟子跳出来了，这些官二代在演习中间出场之后，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想要马上转入斗黑帮，想要把运动回缩到初期的“搬石头”模式;二是开始武力殴打和驱逐所谓的“黑五类”，从而掀起1966年8月份的“白色恐怖”。官二代或者太子党在文革演习中间一出场，就把文化大革命转向武化大革命，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打死人等等，这是反文革派的第二波大动作。

　　到底是不是老子丛恿儿子搞法西斯活动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没有深入追究下去，今天人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老子没有插手，那全看人品了。有人把这些干部子弟冲出来干的法西斯罪行，比拟为法西斯德国水晶之夜的冲锋队，这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就整个文革期间而言，像北京西纠那种行为是政治上最堕落最不可原谅的罪行，武汉的百万雄师武力进攻造反派杀死上百人杀伤数千人，这也是典型的法西斯，但这种法西斯多少还有一些政治内容，体现一些政策上的差别，不像西纠那样完全是残害无辜的平民。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武汉的特别行动委员会，都是干部子弟的组织，参与文革也都是从残害无辜开始的。这种政治上的腐朽和堕落，虽然掀起了很大的声势，给普通民众包括造反派带来很大的心理恐怖，但是从根本上遭遇到民众的痛恨和憎恶，丧失了人心，从反面给文革派的出场预备好了群众基础。毛老人家后来评论“红二代”别动队的时候说：“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捣，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毛泽东：《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老子》中间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坏人在文革演习中间隆重出场，专门倒行逆施得罪老百姓，就好像就专门是为了衬托好人为什么好似的。这恰好符合毛老人家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公式，就这样，反文革派在文革一开始就抢先出场，为自己预备了强硬的对手，这个对手在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之下，迅速壮大。

　　从文革的起始阶段看，是“白军”第一梯队透过整人这样的倒行逆施，硬是在民间创造出一个对立面“红军”，而红军从1966年7月底之后，开始得到庙堂红军的支持而逐步壮大。这才是文革演习第一阶段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