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毛主席晚年那一场“认真的演习（上）

　　二、文革演习初期的“白军”自己如何制造了“红军”

　　在研究文革的各种文献中间，1980年代新出的文献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高官回忆录之类的可信程度最低。到目前为止，老田所见过的文献中间，对文革早期事态演变最为真实和完整的文献只有一份：1967年北京造反派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份文献的珍贵性在于：利用当时不利于当权派的时机搜集到了许多当权派不得不“老实交代”的材料，此后文革走下坡路的同时当权派的权位回升，就倾向于掩盖或者颠倒、歪曲他们在文革初期的不良表现。所以，文献本身就体现了政治性：在当权派居于最不利态势下的文献，倒是最能够反应文革史实的。

　　根据这份珍贵的文献，文革演习最初是没有红军的，首先是“白军”出场。刘邓等人坐镇主持运动，各地的运动花样繁多。湖北是按照王任重的指示按照第二个反右运动来搞的，云南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排“左中右”，在北京高校是整干部为主的“搬石头”模式。北京市以整高校干部为主，武汉市是以整学生为主，云南则以整中小学教师为主。这些整人方法在官场中间都有以前的经验可资参考，但是，基本上跟发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跟四清运动中间的《二十三条》没有关系。换句话说，那些当权派也是心里无数，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想到哪儿就整到哪儿，没有一定之规。

　　清华大学运动的花样翻新，算是代表性最强，第一阶段是按照刘少奇在1947年平山县土改中间创造的“搬石头”经验搞的——在这个经验中间工作队下去之后把基层干部当作拦路的石头一脚踢开，这个搬石头的经验在王光美新创造“桃园四清经验”中间被再次向官场传递和放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刘邓指导北京高校早期的文革运动基本上都属于“搬石头”运动：工作组进校之后发动最无原则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他们指定的干部。后来因为有蒯大富等学生出来质疑工作组，就迅速转入“反干扰”模式，由王光美亲自指导。

　　如果要说文革与通常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民间有很多的思考者对当官的胡乱整人公开提出批评意见，今天回顾起来，这些民间的批评意见之所以能够提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1963-64年的中苏论战九篇政论文在全社会组织了普遍学习，许多底层人士由此获得如何判别修正主义的初步知识，至少也是由此掌握了一套批判官场的话语;二是当时大学生和机关的年轻干部普遍下农村参加过四清运动，除了掌握四清运动的政策之外，还对于中国底层社会和官场落差有了基础性的认识。在外交部批评官老爷的年轻人很多就是参加过湖南农村四清，由此看到了那些勤扒苦做的农民与官老爷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真的把农民当人看的，他们看到一个农业劳动力劳累终年却只生产4000斤稻谷约合320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外交部有些官老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却年收入三四千块，外交部最初的“44人大字报”中间的批判意识从这个巨大的落差中间产生出来的。而地质学院的学生敢于站出来为老院长鸣不平，也是因为很多学生参加过四清，知道相关政策和做法，由此判断出地质部的工作组完全是倒行逆施。由此看来，中苏论战的政论文学习和四清运动的微薄政治经验，是文革早期激发民间批判意识的两大源泉。

　　北京运动的倒行逆施，在受到民间的批判意见之后，迅速激发了高官们的强烈反弹，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批评意见镇压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驱赶工作组”事件和“反干扰”决策的内在对立。反抗越是强烈，镇压就越是毫不手软，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运动，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i]这个镇压运动还没有最好完成，就受到陈伯达和康生的竭力反对，而且毛主席在武汉游泳之后也快要回北京了，这个时候很多高官好像才从梦里醒过来，原来中国还有一个毛泽东存在，不能够真正地为所欲为。醒过来之后的薄一波赶紧去了一趟清华，部署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斗黑帮”阶段。而反蒯运动原本是工作组受到批评意见之后，在王光美的亲自指导之下，停止“斗黑帮”转而搞“反蒯运动”这种典型的“反干扰”做法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地质学院运动还处在“搬石头”的第一阶段，就有很多师生因为同情院长高元贵，而奋起批评工作组的错误路线，1966年6月20日发生了近2000人的游行反对工作组。清华和地院的区别，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的重视，清华的蒋南翔是知识分子干部，而高元贵是工农干部，两个人之所以当权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当权的方法有本质区别，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掌权方式，蒋南翔代表了较为正规化的官僚制模式，而高元贵则保留了从根据地时代的“游击作风和农村习气”——群众路线模式，在高元贵的掌权模式中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走群众路线就需要经常下去与教职工和学生交朋友。蒋南翔的权力百分之百是上级给的，他不感觉到有与底下的群众交朋友的需要，上级要收回权力同时进行侮辱批判，底下的教职工和学生也感觉不到要提出反对意见的理由，所以，工作组说咋办就咋办，而且唯恐跟得不紧。但是，高元贵硬是透过走群众路线，在基层创造了第二个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是自下而上赋权的，独立于上级的任命，因此，当薄一波和何长工等人派出工作组要撤职查办高元贵的时候，遭遇到第二权力基础的反弹，这其实就是地院620事件背后的逻辑。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自杀，也一样激起大学生的广泛同情和对工作组的憎恶，由此开启了重大八一五与重庆市委的对立，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八月中旬很少出现强大的造反派力量，完全是因为郑思群之死所激起的舆论同情。对比了高元贵之后，才知道蒋南翔的状况有什么不同，蒋南翔其实没有在民间创造出第二权力基础，结果当然是“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陶铸出面讲了一句话他就彻底完蛋了。

　　高元贵被工作组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有一个地院学生李永璋去高的家里，把他家里打了很多补丁的破床单拿出来，绑在竹篙上在校园里游走示众，说这就是老院长如何变修的证据。学生对于老院长的同情和支持，极大地激怒了工作组及其上级薄一波、何长工，他们采取强硬手段想要瓦解学生对高的支持。在北京6月底的反工作组浪潮中间，地院反工作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反干扰”阶段地院工作组的任务也最为沉重，所采取的手法也最为恶劣，结果，这又导致反工作组的学生更大的反弹。在北京高校中间，地院东方红是第一个在校内取得多数地位的造反派组织，最先由少数变成多数。

　　相应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点了四个高官的名字，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其中薄一波和何长工榜上有名，另外两位一个是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和黑龙江省长李范五。因为薄一波与何长工非常不幸运地遭遇到了最强大的反对派，为了镇压反对派就不得不采取最为恶劣的手段，结果使得他们在整个当权派中间的表现都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在很多高官整人的时候，文革小组跳出来支持少数派，结果在群众中间形成截然相反的印象：毛老人家评价说：“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摘自周总理九月十九日讲话传达，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小组有多么能干，谈不上，但是，在近乎整个官场都在支持胡乱整人的时候，有且只有文革小组出来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这样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文革小组暴得大名，真有点“投机取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