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坚持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艰难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1] 为了“以苏为鉴”,总结经验,走自己的路。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 1956年起,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7年11月)等经典著作;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末,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42] 2011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他坦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43] 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正是为了反“和平演变”和确保政权安全。 1965年1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44]《毛泽东传》认为:这“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45] 由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忧虑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的不满。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46] 1965年5月,毛泽东不顾72岁高龄,重上井冈山,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要系统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必胜信心。他对陪同人员说到: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47]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48]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49]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毛泽东提出的以上思想、采取的以上措施,相较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冷战”——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实质,从而应对失措、自解武装并走上了不归路的严重后果来看,客观上,为我国避免苏联的命运奠定了思想和认识的基础! 俄罗斯历史学者亚•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迷》一书说:“诚然,斯大林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获取经验。”[50]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诚然,毛泽东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而且,也使后人获取了经验。
三 重温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就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这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共运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和平演变战略是某些国家或势力为了建立其“治下的和平”,企图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实施的一种软刀子杀人战略。它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非军事、非常规的手段,从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综合运用渗透、腐蚀、颠覆等种种阴谋手段诱导并“和平”地肢解对手国家,以达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的。 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反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少强调这个问题! 经济发展搞不好会出大问题,意识形态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和平演变是某些国家或势力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并将继续强化的工作,是它们不达其统治世界、建立其“治下的和平”之目的绝不会弃而不用的所谓的绝妙战略。中国作为它们称霸路上的巨大障碍,必然渗透之、变色之、分裂之,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并不因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改变,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此,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抓住以下几项工作,以收纲举目张之效。
第一、加强理论建设,为反和平演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 如,、及政权生存,危及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系,为实现中国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恩格斯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5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国家领导层要制定一个全局性、总体性、中长期,统筹内政外事的能管三四十年(2013-2050)的 “复兴战略”。用这个战略总揽党、政、军和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科教等领域。这个战略要把反和平演变考虑进去。 当今,危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形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搞垮前苏联的大规模信息心理战;分裂南斯拉夫,打垮伊拉克的高科技局部战争;货币金融领域、信息网络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隐蔽战争、“颜色革命”等等,都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因此,不能局限于以往的思维定式,用若干年前的斗争思维等来观察、判断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要对和平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进行超前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并用之宣传和教育干部和人民,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反和平演变工作的扎实进行。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抓住、抓好“笔杆子”和“枪杆子”,是反和平演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加强党的建设是反和平演变的关键。当前要务是落实好: 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改进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52]的精神。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必须长抓不放,让它在党员的心里扎下深根,不断丰富,永不动摇。党员的贪腐是和平演变能得手的温床,要持之以恒的抓好反腐败工作。 夺取一个政权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稳定一个政权也离不开”笔杆子”和“枪杆子”。抓住、抓好这两杆子,是反和平演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抓住笔杆子就是要掌握住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要出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措施,从上到下,严管敢抓,教育好我们的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今天,舆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比较严重的一环,网络媒体又是舆论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方面。要懂互联网,要使互联网为己所用。部分人对现代网络舆论战争的认识程度远远不够,是网络媒体舆论接近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改进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的监管体制,清理不合格的从业人员。 抓住枪杆子就是“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三是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53]要牢记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一潜艇”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大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独立自主地加快发展军事工业,创新作战理论和方法。
第三、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不能成为某些所谓专家和学者的试验室,国家财富不能成为某些精英和洋人的狩猎场!美国的木马病毒——盖达尔用他极具神话性的“休克疗法”——按美国标准实施的苏联改革,使一个几万万人奋斗为之的经济大国苏联,转瞬间轰然倒地,令人扼腕!当前,我国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某些岗位的所谓“专家学者”,对外国的迷信与崇拜几近痴狂,大力推进经济金融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加速国内两极分化,瓦解国企、弱化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主权,掏空中国。真是像极了盖达尔!书生误国,远有大宋,近有苏联,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毛泽东当年面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建国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陈云、薄一波等老一辈经济管理者们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牢牢地掌握了经济主动权,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 我们应当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这就是——中国的事情必须靠深谙中国情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爱国者来解决。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重要的因素。要尽量使真正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对我国经济“固本强体”,同时,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战争”,打造自主和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培养经营和治理世界的能力,搞好国际统战工作,是反和平演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动将导致的多个国家间关系必将重组的趋势,全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早就各怀心事,各有盘算。这正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机遇,提高经营和治理世界的能力,改进国家安全管理体制,搞好国际统战工作,正其时也。 2013年3月22日至30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把恢复、扩展、深化同第三世界关系,摆在外交工作的首位,再次凸显了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今后,我们应在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的基础上,深化中俄“联盟”,稳定欧亚大陆,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地区、德国、法国、伊朗的关系,积极促进欧亚一体化。从而取得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的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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