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系列专题：十三、胡耀邦“辞职”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八年了。在这八年中，逐渐积累起来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些矛盾日益滋长、蔓延并逐步走向尖锐化。这些矛盾尖锐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城市发生了大学生的所谓“民主”运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合肥、上海、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提出“要民主”、要求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类口号。 据说，学生游行的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下，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砸汽车、侮辱妇女等行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规定》。对申请游行示威作了严格的规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就当前学生闹事问题发表谈话：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二个地方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三卷194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 最近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200万人，参加游行的只占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许多人是围观的。 参加游行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改革”的，学生中有些“偏激情绪和行动”。发现少数人有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他们想利用学生的热情。我们是把这些极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学生区别开来。 200万的百分之一二，就是二万到四万人左右。应该说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不算大。把学生运动与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这是对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就北京电视台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冒充学生混进北京市高等院校进行煽动破坏活动的贵州无人员薛德云发表谈话， 对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没有说明。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中午12时50分，约有数百名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东侧马路上突然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带头呼喊“游行自由”、“取消十条”等口号。这些人迅速打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布制横幅和标语，个别人在队伍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游行队伍附近，围满了许多节日休假的游人。1时许，游行人群散去。北京市公安局将若干带头者带离现场。对其中的学生，全部由有关学校负责人分别领回。 这件事对高层领导震动很大。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邓小平对外宾说，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如果说我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三卷198页）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集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检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要求。与会同志表示欢迎胡耀同志的初步检讨，如实地肯定了他在工作中的成绩，对他所犯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 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如实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扩大会议决定： 1， 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2， 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3， 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4， 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局常委职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这些主要是指： 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继续坚持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18人；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 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4 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 中央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 人； 以及其他有关同志。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说法，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查整党”。 2，根据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的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3，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强调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4，一九八六年底发生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 胡耀邦“辞职”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公案，众说纷纭，某个时期，甚至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 有人说，胡耀邦是被政变轰下台的； 有人说，胡耀邦是因为反腐败得罪了不少人下台的； 有人说，胡耀邦“辞职”是当了“替罪羊”； 有人说，胡耀邦“辞职”是为了“丢卒保车”； 有人说，胡耀邦的上面不止一个邓小平，而是一大群老人在指手画脚，邓小平为了搞平衡，不惜砍断自己的左右手。 仅仅停留在胡耀邦个人的问题上，来看胡耀邦辞职的问题，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 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爆发的原因何在？无疑，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的领导对之处于“软弱状态”，这种自由化思潮在学生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决不能忽视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是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学生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其次，应该搞清楚，胡耀邦自一九七七年以后，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关于这一点，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人，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刚好是十年。这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一九七七年的十一大到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这五年是胡耀邦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他反左坚决，敢打敢冲，从中共中央常务副校长（1977年3月）、中央组织部长（1977年12月）、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1978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0年2月）、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央主席（1981年6月）、直到十二大当选中央总书记（1982年9月）。 第二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大到一九八七年一月的辞职，差不多也是五年。这五年，胡耀邦主要抓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经济体制改革，他贯彻了邓小平的路线，对内搞活，大力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对国营经济让利放权、推行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大力放手引进外资，大搞经济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出的“有水快流”的方针，大力发展私人矿井，乱采乱挖，造成的矿产资源损失，无法估计。环境污染、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第二件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贯彻了邓小平的路线，增加了不少机构，增加了一大批“年青的、有知识的”的干部，一大批老的或不太老的工农干部退下来。其他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谈不上了。 第三件是整党，他承诺要在三年内取得党风的基本好转，结果放了空炮，党内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由于胡耀邦反腐败太坚决，其他领导人要维护腐败势力的利益因而联合起来把胡耀邦赶下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第四件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方面有一定成果，但总的趋势是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 第五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始终处于软弱状态。 其实，关于胡耀邦这十年的功过，邓小平也定过调子（参考附录）。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出现的学生运动，其原因不能完全归过于胡耀邦。 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胡耀邦“辞职”呢？ 再次，还要搞清楚，当时党内外的斗争形势。 党内一些人，包括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严重不满，尤其对指导思想上一个劲地反左不反右不满。而当时发生的学生运动，恰好证明了党内这种右倾错误的存在。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地就集中到了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身上（这也是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是一种“清君侧”的策略吧？）。 在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胡耀邦当作了他们在党内的“保护神”。 总之，历史地来看，当时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预演”而已。 2004年5月21日初稿 2013年12月2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