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公有制

　5.中国搞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

　　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米考伯先生在英国破了产，在澳大利亚却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到美洲却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旧中国的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无数来自欧美的穷光蛋在这里发了财。同样的人，在本国“优胜劣汰”遭失败，到了殖民地却能发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殖民地有特权，殖民地人民享受不到的特权(譬如日本占领时期，中国弓长岭铁矿日本工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二十倍)。他们实际利用殖民特权把自己的生存危机转嫁给了殖民地人民，把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权抢了过来，用殖民地人民的大量灭亡换得自己的生存。

　　这说明了一个规律：搞资本主义离不开殖民地。道理很简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大规模批生产失败者。根据“优胜劣汰”，失败者不配生存;而根据“生存权高于一切”，失败者必须有生存出路，否则社会必乱。而社会一乱，什么市场经济都得完蛋。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解决被“优胜劣汰”掉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非常简单：以邻为壑，嫁祸于人，把生存危机转嫁给殖民地——国内“优胜劣汰”的失败者没生存出路?到国外去，到殖民地去，对那里的人搞“优胜劣汰”去，把他们变成“利润牺牲生存”的最终受害者。这就把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对外的民族矛盾，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制造的生存危机这最大的问题转嫁到海外殖民地。如此一来一举两得：第一，使留在国内的矛盾仅仅是贫富差别的矛盾——不涉及生存，自然比你死我活的生存矛盾缓和得多，容易对付得多;第二，用殖民地人民的生存补偿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失败者，使他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变为受益者，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反对变为拥护，“变废为宝”。这使资本主义社会从上到下都成为实际的既得利益者，缓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造成的社会危机，从而得以在本国制造出养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必须的相对缓和的大环境。

　　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室内一生炉子就必须把源源不断产生的废气排出去，否则就自己憋死自己;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星宿派”一炼功就必须把体内源源不断积累的毒素排出去，否则就自己毒死自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运转就必须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源源不断大规模制造的生存危机排泄出去，否则就自己毁灭自己——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矛盾在社会内部无限积累的直至爆炸，把一切都炸光。专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毒”的地方就是殖民地——没有自己的，就得能够利用别人的：当年美国吸收了几乎整个欧洲的“剩余人口”，这才使欧洲各小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顺利发展。殖民地是发展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殖民地就休想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国越大，“优胜劣汰”制造出的失败者越多，需要转嫁的生存危机越严重，对殖民地的依赖越大——尽管如今名义上不叫殖民地，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仍然离不开这不叫殖民地的殖民地，不管叫“发展中国家”还是叫“第三世界”，作用是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毒——“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出的生存危机之毒)。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由此可见，要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非有殖民地不可。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全球扩张?不光是为了市场原料，更主要的是为了有地方“排毒”：有了殖民地，国内“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的失败者的生存危机一下子就转嫁掉了，资本家能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财，穷人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国内矛盾一下子就缓解了。不通过殖民地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造成的矛盾进行分流处理、不把生存危机这生死悠关的大矛盾转嫁出去而只剩下贫富差别这相对而言的小矛盾、不实现“生死矛盾送国外、贫富矛盾留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生存发展。殖民地是个“矛盾转换器”，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造的国内阶级矛盾转换为国际民族矛盾。不过这个“矛盾转换器”是双向的，一定条件下会反过来把国际民族矛盾转换成国内阶级矛盾。这个“一定条件”就是掠夺殖民地的代价——如果代价不大，社会从上到下都从中获得眼前好处，拥护对外扩张的狂热必占上风，“矛盾转换器”顺利把国内阶级矛盾转换为国际民族矛盾。譬如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轻而易举占领中国东北，获取了市场和原料基地，国内经济危机得以转嫁和减缓。从中国掠夺的矿产、农业产品等成为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让日本本土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繁荣。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大多因此对侵略政策有一份切身的好感，狂热拥护对外扩张，包括贫家子弟——正因为穷困，所以他们比贵族更渴望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进身之阶。但如果代价太大，大到社会底层人民感受到获得殖民地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远远比不上掠夺殖民地给自己带来的损害，那就会从拥护对外扩张转而反对对外扩张，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各交战国都掀起一股战争狂热，结果却是“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矛盾转换器”反过来把国际民族矛盾转换为国内阶级矛盾。

　　在世界瓜分完毕之前，侵略殖民地国家没太大风险，几乎只赚不赔，这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可能不热衷靠直接发动战争进行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矛盾?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被瓜分完毕，要获得殖民地就得从别的强国手里抢，这跟侵略对象是落后羼弱的国家不一样，必须大打出手。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才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放弃了靠流血的直接战争对外扩张来实现“排毒”，改为靠不流血的间接战争如“冷战”、“经济战”、“金融战”之类隐形战争对外扩张来实现“排毒”。形式变了，但本质没有变——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自己就没法生存。“对外扩张”实际是“对外排毒”，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己的生存需要，只跟转嫁生存危机所需的代价有关，跟被转嫁生存危机受害者的恭顺与否无关——如果向某国转嫁生存危机会导致更大的生存危机，那还不如换个对象下手。这就象肉食动物猎食，一定优先找没有反抗能力的，否则就会赔老本——哪怕是虎豹豺狼，一旦受伤，就轮到自己被吃掉了。狼吃羊并非狼跟羊生来就有深仇大恨，仅仅因为第一，自己的生存需要，不吃自己就得饿死;第二，羊没有能力反抗，吃了白吃。因此不管羊对狼如何恭顺亲善也没用，狼照吃不误。同样，向殖民地人民转嫁生存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跟殖民地天然就有血海深仇，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需要，不把生存危机转嫁给他们，自己就无法生存。因此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恭顺也要向他们“排毒”转嫁生存危机，不恭顺也要向他们“排毒”转嫁生存危机。只有殖民地人民决心反抗、创造出“谁向自己转嫁危机，谁就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客观现实，才能避免被灭绝的命运(由此可见朱学勤的“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和袁伟时的“当年中国如果遵守协议就可以避免第二次鸦片战争、避免火烧圆明园”之类鼓噪有多荒谬;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多英明。)

　　中国没有殖民地，也不可能有殖民地。这就决定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翻翻历史，世界上哪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殖民地就能成功地发展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哪条理论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单凭主观愿望脑子一热不要殖民地就能发展出来?所谓“补资本主义课”、“私有制市场经济是中国唯一出路”之类“没有殖民地也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全是凭空拍脑袋的主观唯心主义，用主观意志硬抗客观规律的“唯意志狂热”。

　　不管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条件要上、没条件硬上”、“杀出一条血路来”、不顾一切硬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课”、强行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第一，社会危机无从解决——无法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把“优胜劣汰”中对生存权的淘汰转嫁给海外殖民地，如此大国运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大规模制造出的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就只能全部留在国内社会不断积累激化。

　　第二，必须比西方资本主义更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面对实力雄厚、技术先进、成熟老练、渠道完善、独霸金融、制定游戏规则、操纵游戏规的国际垄断资本，中国的资本主义毫无优势，“利润象纸一样薄”，按常规方式竞争必败无疑。这种客观现实无法改变，“利润高于一切”的资本原则不可改变。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无中生有、从无利可图处硬挤出利来，就只能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底线，剥得比人家更彻底。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底线是什么?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共产党宣言》说：“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打破这个底线，就是把中国人“勉强维持生命的再生产”的那部分收入也拿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朝不保夕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比西方资产阶级对未来更有信心、打算得更长远，只能只顾眼前，只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所以就有了厉以宁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就有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养不起老”、“看不起病” 、“学奴”、“房奴”、“婚奴”、“孩奴”……

　　不仅如此。为了利润，不仅要牺牲掉“勉强维持生命的再生产”，而且连“勉强维持生命”的部分也不放过：“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对待刁民不能手软”、“欠薪有理”、疯狂的通货膨胀、“世行称中国劳动者税率达45%高出美国近一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几乎是全世界最低”、“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三聚氰胺奶、地沟油、牛肉精、鼠肉串、水银刀鱼、苏丹红蛋、瘦肉精、镉大米……“中国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对中华民族的慢性大屠杀”、“中国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毒”、“中国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唿吸的是毒气，已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中国毒食品网站记录逾2千种”、无限制的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无限制的环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黄埔江变“猪江”、“喂人民服雾”……)、无限制的豆腐渣工程、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筐”、“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伤128人”、“多个城市遭遇‘霾伏’，PM2.5成了损害人们健康的头号环境元凶”、“对比3年前，北京、上海、广州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体检异常率上升明显，主要是由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污染导致，43%的城市居民表示曾出现心悸、疲劳、晕眩、呼吸困难等心血管系统异常症状”……

　　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并不都是因为具体的责任人天生品质恶劣，而是大形势大环境的产物：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还硬要发展，“资本只认利润、不认生存、利润高于一切”的规律作用的结果就只能如此——实力不如人，不搞歪门邪道就无利可图。要在本没有利润的地方硬榨出利润来，不牺牲别人的生存还能怎么办?为了利润就必须牺牲生存，就必须打破“勉强维持生命”的社会安定底线，把“少数人的利润吃掉多数人的生存”的资本原则发挥到登峰造极，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不顾后果，不单纯依靠市场竞争手段而公然依靠非市场竞争手段如暴力即权力，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自己就不能生存。

　　第三，旨在证明“为了资本利润必须牺牲中国人的生存”的中国特色的“精英论”大行其道——证明少数中国人是“精英”，为的是从反面证明其它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劣等”、可以作为“社会发展代价”，最终证明“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利润”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既然“只认利润不认生存”的资本原则高于一切;既然客观环境决定中国搞“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造的生存危机特别强烈;既然不可能把这种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转嫁到海外殖民地;那就必须就地消化，必须把全部生存危机强加给中国老百姓，必须强迫中国老百姓接受“资本的利益高于自己的生存”，接受“你就不配活着”、“淘汰中国人有理”之类理论即中国特色的“精英论”。

　　“精英论”是“淘汰劣等人”的理论。西方的“优胜劣汰”最终瞄准的是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权，因此西方的“精英论”总是矛头对外，总是专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毛病以证明“哪些民族该被淘汰”;对内则大谈“权利平等”——会认同贫富差距，譬如说，你懒，所以你受穷;但不会公然认同生存权差距，譬如说，你懒，所以你不配活着。中国的“优胜劣汰”最终瞄准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权，因此中国特色的“精英论”永远矛头对内，永远专挑中国人的毛病以证明“哪些中国人该被淘汰(只有我‘精英’例外)”——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为什么总是没完没了地诬蔑贬低中国文化中国人?证明“中国人劣等，该被淘汰”。为什么总是一开口就骂中国人“脑残”、“智障”、“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民粹”、“无能” 、“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证明“中国人劣等，该被淘汰”。为什么拼命掀起“文凭热”、“学位热”、吹捧“专家”、“学者”、“教授”、“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鼓吹“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逆向的“中国人劣等，该被淘汰”——先“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把自己拔为“优等”，剩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自然就是“劣等”，该被淘汰……只要做些归纳总结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一天到晚除了说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坏话和自吹自擂外简直就没的可说了。而这一切只为一个结论：“淘汰中国人有理”。

　　下岗工人陈洪悲愤地问：“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我管你吃什么!”“你就不配活着!”“谁让你出生在中国?”“这是优胜劣汰，客观规律!”——环顾世界，象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如此疯狂仇恨自己的民族、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公然当面叫嚣“你就不配活着”的“知识分子”可谓绝无仅有，举世无双。这是利欲熏心的产物，是不管客观条件的限制、不顾一切硬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课”、“没有殖民地也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来”之类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狂热的产物。

　　(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不是整天大骂中国人爱内斗、搞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用残暴代替仁爱、用斗争代替礼让吗?鼓噪“中国人劣等，该被淘汰”这个事实本身证明他们在贼喊捉贼。他们和他们中国特色的“精英论”才是中国人内斗内乱的真正罪魁祸首——永远矛头对内的中国特色的“精英论”本身就是中国人整中国人的理论根据。说中国人内斗，坚持中国特色的“精英论” 的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首当其冲。)

　　第四，社会道德全面崩溃，根本建立不起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道德观体系价值观——只有破，没有立;公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破掉了，私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也破掉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剩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蒋介石曾告诫部下：“凡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能随时背叛我们”。同样，凡能背叛公有制价道德体系值观的人，也能随时背叛任何私有制道德体系价值观——为眼前一己之私能放弃一种原则，就能放弃任何其它原则;能背叛一次，就能背叛无数次。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正义正当，但只有捍卫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的正义正当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正义正当才能算数。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走资派铁了心用“为少数人的利润牺牲多数人的生存”取代“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决定他们在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面前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义性合法性，拿不出任何堂堂正正站得住脚的理由，只能靠阴谋诡计，只能靠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来摧毁公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人天生就是经济人”、“改开的真理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套不管是非、只讲利害;不管对不对、只管对自己眼前有没有好处;一切以自己的眼前利益为准的极端利己主义既不承认公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也不承认私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包括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道德体系价值观——道德体系价值观说到底是规矩，是维持一种体制的整体利益而对每个个体的必要约束。只要是体制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既然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构成体系就必须让体制中一切人按某种规则形成关系，就必须对个体有所制约。“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道德体系价值观，无以维系体制。公有制有公有制的规矩，私有制有私有制的规矩。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走资派为了消灭公有制价值观，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出了一群魔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经济人”……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被这群魔鬼来了个“满盘通吃”：什么规矩都不认，公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观要吃，私有制的道德体系价值也要吃——既然可以为眼前私利背叛国家，那凭什么不能为眼前私利背叛资本家?既然可以不为社会公益约束自己，那为什么要为资本家的个人私利约束自己?你“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走资派自己就不老实，带头招摇撞骗“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那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循规蹈矩不撒谎不做弊?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建立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道德观体系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道义基础。

　　没有殖民地还要强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机制源源不断生产的生存危机无从“排毒”，只能在中国社会内无限积累、无限激化。根据“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权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生存就必成问题。没有法律规矩，社会就不能存在;生存权受到威胁，人就不会遵纪守法。“存在决定意识”，在“生存危机无限积累、无限激化”这个存在面前，任何法律法规、道德体系都苍白无力;在“生存危机无限积累、无限激化”这个存在面前，建立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道德观体系价值观根本不切实际。

　　厉以宁说：“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的逻辑是“人处于生存危机、有危机感时才会好好工作”。但他只说了一种情况，而且还没说全：“人处于生存危机、有危机感时”最可能的是挺而走险逼上粱山。生存受威胁时拼命“好好工作”的是奴隶，而且是被枪逼着、不干就得死、无路可逃的奴隶，譬如美国小说《战争与回忆》里描述的纳粹1005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当中许多已变成毫无血性的疯子了。他们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得吃，不工作只有饿死和挨揍。”“对警卫来说，这些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和家畜一样不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党卫军就是这个样子用叱责和狼狗来对待这小队人马的”——虽然干活干得象“毫无血性的疯子”、“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完全符合厉以宁的论断：“人处于生存危机、有危机感时才会好好工作”，但这种“生存危机导致好好工作”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只要稍微有机会，这种“生存危机感导致好好工作”马上就无影无踪。

　　“人处于生存危机、有危机感时”，任何道德体系价值观都会失灵，任何罪恶都可能发生。“生存危机”使人不顾一切;“生存危机”使人不择手段;“生存危机”使人从人变成野兽：

　　——为什么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为什么拼命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生存危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将来，当然只顾眼前;

　　——为什么犯罪率居高不下?“生存危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只能挺而走险;

　　——为什么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生存危机”——实力不如人，不造假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优胜劣汰掉。一切为了自己眼前的生存，其它一切都顾不上;

　　——为什么不顾环境生态拼命制造污染?“生存危机”——实力不如人，不掠夺环境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优胜劣汰掉。一切为了自己眼前的生存，其它一切都顾不上;

　　——为什么拼命贪污?“生存危机感”——对未来毫无信心，抓住眼前机会能捞一点是一点，不为眼前消费，而为将来储备;

　　——为什么穷凶极恶欺负老百姓?“生存危机感”——“管，他们的饭碗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没有了”。为了自己眼前的生存，必须牺牲掉老百姓的生存;

　　——为什么竞相攀比、拼命追逐奢侈豪华?“生存危机感——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拼命用钱、用人人都一目了然的方式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免得被别人看成是没有潜力的失败者;

　　——美国中情局高官罗西兹克在《秘密活动》书中说：拉拢中国官员方法简单得千篇一律，只需帮助他们把儿子送进美国大学，他们就会随时为你提供情报。这些人为什么如此轻易叛国?“生存危机感”——对前途毫无信心，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把儿子送进美国大学”，所以不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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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已经分崩离析：“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没有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坚实基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说假话成为风气。更使道德观的重建愈加困难。由于基本价值观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虚而入。这就是全民向钱看，一切都为了赚钱，钱主宰了一切。”(茅于轼《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价值观》)但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别人：“文化革命毁掉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用残暴代替了仁爱，用斗争代替了礼让。道德作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粘结剂荡然无存”——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骂的不光是文革，还有毛泽东、共产党、中国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所有这些都跟如今中国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崩溃扯得上关系，都要否定——怪天怪地怪祖宗，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骂了个遍，就是不撒泡尿照照他们自己。

　　导致如今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各种罪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非常简单，无非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大肆宣扬“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人天生就是经济人”、“改开的真理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

　　客观因素——生存危机：没有殖民地还要强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导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源源不断生产的、无从“排毒”而只能在中国社会内无限积累、无限激化的生存危机;厉以宁们根据“人处于生存危机、有危机感时才会好好工作”的理论而“顶层设计”制造出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危机。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人不可能满面春风诗情画意温文尔雅，生存权受到威胁的人不可能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要求人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灭绝人性。“存在决定意识”，在生存危机这样的“存在”面前，一切道德体系价值观等“意识”都只能破产;不顾生存危机这个“存在”、单靠主观的宣扬建立道德体系价值观的任何企图都不过是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这两大原因的来源只有一个：死心塌地在中国强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走资派。他们关于中国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分崩离析的一切怨天尤人都不过是贼喊捉贼。

　　既然中国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分崩离析，既然建立不起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道德观体系价值观，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当然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价值观包括哪些?起码有信用，信任，信心——毫无信用，处处做弊，连钱都是假的，一交易就上当，市场交易还不如自给自足，那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无人可信，不管跟谁打交道都必须如同防贼押解犯人，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得受暗算，那还不如躲到深山老林没人的地方一个人过算了，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没有信心，前途一片渺茫，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过了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一心一意趁着没死及时行乐，赶紧吃光花光，做起买卖来捞一点是一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决不为下一次着想。如此急功近利说白了跟抢劫差不多，还搞什么市场经济?

　　“存在决定意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什么?通过殖民地“排毒”，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的生存危机分流出去，缓解社会矛盾，在本国造成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存在才能产生相应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价值观。这样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社会有这样的客观存在吗?能靠殖民地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的生存危机分流出、从而避免生存危机矛盾在中国社会无限积累无限激化吗?社会生存危机无限积累无限激化的“客观存在”怎么可能出现社会生存危机相对缓和存条件下才能产生、才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即道德体系价值观?

　　整个社会德规范荡然无存、无从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信任、信用、信心的后果：造成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三大致命伤：忠诚、继承、金融。

　　1).忠诚——无人可信，人人尔虞我诈，有空子就钻，有机会就捞，“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板防不胜防，关系再近乎也保不准吃里爬外，一边吃着你一边挖你的墙角。老板必须死死盯住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细节，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否则自己的财产不知不觉就飞个无影无踪。

　　后果：老板必须事必躬亲，必须任人唯亲，必须不靠制度靠私人关系，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采用代理制，把管理权和所有权分开、把企业管理交给职业管理人员、自己通过规章制度标准化企业报表报告掌握企业运转实际情况实施管理——谁都靠不住，什么制度都可能有猫腻，都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报告报表都能掺假做弊，“县官不如现管”，谁轻信，谁赔光。这使资本家要生存就必须完全靠自己，不管大事小事都不能放手而必须亲自监督，永远不能“用人不疑”。这就决定私人企业的规模不得不限制在老板个人精力顾得过来的范围，不能超越这个限制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中国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出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能主宰某个领域某个行业的世界级巨头。既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不淘汰别人就要被别人淘汰”，那永远超越不了世界巨头的中国私人企业就只有被人淘汰而没有淘汰别人的份。换句话说，最终结果有败无胜。

　　2).继承——没有信任、信用、信心、忠诚、必须任人唯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中国私人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无法分开，资本家的后代要继承财产就必须继承管理：

　　——“中国富豪大接班：坚信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顶级富豪们集中向下一代传承财富的特殊时期：首富级人物刘永好传给女儿刘畅，碧桂园杨国强传于女儿杨惠妍，广厦控股集团楼忠福传于其子楼明，合生创展朱孟依传于其女朱桔榕，娃哈哈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正逐步上位，《非诚勿扰》“女神”11号骆琦正逐步走上庞大家族企业的前台……在这些公司控制人名字变动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庞大的财富帝国的传承和延续。”(《中国经济周刊》2013-11-04“中国富豪大接班：坚信肥水不流外人田”)

　　——“中国的‘富二代’，正在走向他们的宿命——他们将接过父(母)辈的财富与权杖，走上前台。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5至10年间，这样的‘朝代更替’将会大范围地密集上演。中国历经千年的‘子承父业’伦理作为维系，中国民间大规模的财富交接，正依赖这种最为古老的血缘传承得以完成。”“中国年轻的‘富二代’，正在默默走向他们的‘即位’之路。”(《新民周刊》2009年09月10日“解密富二代精英生活：家族企业中承担接力角色”)

　　——“中国文化中比较注重‘家’的概念，会强调将个人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特色;再者，在目前情况下，用职业经理人经营家族企业‘难度会非常大’，这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我们的信用机制不健全，导致现在很少有企业用流动性很强的职业经理人，即使用外人，也是用从企业内部慢慢提拔上来的那种人’”、“西方大部分的家族是，你拥有这个家族企业的产权或某些股权，你是他们的代表人，但你会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家族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所以，某种程度上，西方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只是代表你们家族去参加‘分红’，或者是在每年开董事会的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公司怎么运作，是职业经理人去制定方案。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是要求‘富二代’要大部分地能够控制、管理得住这个企业，这实际上对这个‘富二代’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只参与‘分红’的人，他还要是一个真正能管事儿的人，但其实普通人里面有管理天赋的没几个，或许这个他本身干不了，却又真的要去参与管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平庸的管理者。”(《新民周刊》2009年09月10日“解密富二代精英生活：家族企业中承担接力角色”)

　　——“他们在少年期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未来会与其他人不一样。这从他们后来在大学中，清一色地选择的是经济类专业中，就可以瞧出端倪”、“作为未来的家业继承人，‘富二代’被要求至少得在国内或者国外读一所像样的大学。”(《新民周刊》2009年09月10日“解密富二代精英生活：家族企业中承担接力角色”)

　　——“富二代”接班之旅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先留学海外，之后逐渐积累企业管理经验，以初步试点为平台，逐步接班;二是在国内顶级教育培训机构“镀金”之后，空降到企业担任高层，掌握实权;三是从基层干起，通过多个层面的历练，最后掌权。(《中国经济周刊》2013-11-04“中国富豪大接班：坚信肥水不流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