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节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反对勃列日涅夫集团侵略阿富汗、捷克，出卖越南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搞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同美国帝国主义既相勾结又相争夺，妄图称霸世界。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等在致阿尔巴尼亚电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稿12册2页） 一九六六年，苏联政府派遣大批武装部队入侵阿富汗，在阿富汗境内围剿阿富汗民族武装力量，屠杀阿富汗人民，达数年之久，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六七年以后，苏联霸权主义者企图拿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作为与美国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筹码，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阻挠越南人民的彻底解放。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在致越南电中指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力图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同上408页）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美苏合伙制定的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矛头是指向非核国家的。它们企图以‘核保护伞’，把许多非核国家置于保护国地位。美苏谈判制定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就是他们正在进行的一笔重大交易。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致越南电中指出：“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 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它们互相勾结、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在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苏修越是勾结在一起，世界人民就越看清楚他们是一丘之貉。”（文稿第12册549页）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致越南电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一贯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国战争。赫鲁晓夫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之流更是这样。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实现其同美帝国主义称霸和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野心，最近一个时期，更加紧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露骨地施展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妄图把越南人民革命烈火扑灭下去。苏修叛徒集团做尽了坏事，他们同美帝是一丘之貉，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文稿第13册64页）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强烈谴责苏联悍然出动大量武装力量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等致阿尔巴尼亚电指出：“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 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文稿第12册565页） （二）反对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苏联妄图对我国实施核打击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自卫还击。 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入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并警告苏联政府，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说：“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的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从二十一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这些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但仍以备忘录形式面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文稿第13册21页） 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至十二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苏军使用坦克、装甲车、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我发动攻击。我守岛军民奋战九小时，打退苏军三次进攻。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苏军再次向我进攻。我军对登岛苏军予以还击。 此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与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国实施核打击，采用先法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并到处散布这类消息，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不是一味地斗争，仍然争取通过谈判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与罗马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会谈时说：中苏关系，我们的态度是同意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问题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力冲突。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时提出： 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的措施： （一）维持边界现状； （二）避免武状冲突； （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周恩来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335页） 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以后），毛泽东在修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时提出：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应有所准备！” （这份口号由人民日报九月二十日刊登）（文稿第13册66页）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见黎清毅时说：自三月珍宝岛事件以后，从莫斯科传出消息，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否认这件事。我当面问过柯西金，他也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中苏双方边界谈判中，我方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他们心里有鬼，想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原子弹吓人。这是吓不倒我们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 第十五节 毛泽东领导我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领导我党进行的、这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的伟大意义就更加鲜明地显现在人们面前。 毛泽东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找到了正确道路。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斗争，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正确原则。 当然，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的人，对这段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就说过：“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与他在十年论战时，作为多次受到毛泽东赞扬的、反修斗争的主将的立场，显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影响下，一些奇谈怪论不断地涌现出来： 有的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去了四十年再回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直到现在还继续发挥作用。 有的说，赫鲁晓夫别出心裁地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这是超越了历史阶段，因而实际上不是右，而是“左”的路线的产物，我们的批判是文不对题。 有的说，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总体上还是在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内小打小闹。 有的说，我们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相比之下，苏联领导人由于社会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对许多问题倒“有点先知先觉”。 有的说，中国的观点还是世纪初的观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许多观点都已过时。 有的说，我们是在没有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就给苏联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有的说，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 有的说，中苏论战干涉了兄弟党的内政。 有的说，大论战是中国方面挑起来的，每次升级也是中国方面主动的，苏联在大论战中是被动的。 有的说，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左对左”的论战，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 有的说，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论点基本上都站不住，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 有的说，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等等，等等。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中国的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了？ 2003年12月23日初稿 2008年11月某日修改 说明： 本篇主要是根据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编写。 在他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地方，违背了他“本着述而不作的初衷”，即在这本书的第790页。一方面，他肯定：“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提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有着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说：“他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的观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 大家都知道吴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也知道他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鲜明立场，只是不知道，他在逝世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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