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八章（五） （三）赫鲁晓夫下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根据苏共中央批示通知中共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今后苏共领导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有七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十一年了。他搞了十一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第二种，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十二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也比较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搞修正主义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困为从十五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何，将来究竟有什么变化。 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 第十二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一）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 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恩来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 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 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面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主动派代表团去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 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 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那些错误。 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艰苦既不主动提，也不确定日期。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 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公开论战。 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做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吵起来的呢？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又跟艾逊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那里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一九六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一九六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是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切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 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当然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的同情。 总理这次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贺电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