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讲兄弟党的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的，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文章分三部分： 1、总结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的历史教训：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2、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都是错误的。 3、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 （三）就给苏共复信同兄弟党商量 一九六四年二月下旬（二十四至二十八日），邓小平率代表团访问河内与越南代表团会谈。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北京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会谈。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同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7月14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从内容上讲，去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封信里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议，作为1963年7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 第二，召开17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会议做准备。 第三，召开全世界81个或者100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们考虑，妥当不妥当。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7月举行，现在已是2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10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7月来不及。过去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1960年81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党会议上去。如果17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2月12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2月20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月22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2月27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大一些。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决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三月一日动身，2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让什么步呢？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金日成说，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走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中： 第一， 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 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 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公开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绣他一下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们了。原来他们（指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四）就停止论战与罗马尼亚党交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四、五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与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三次。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些不同。他们与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但他们想说服胡志明，说服你们，还想说服我们。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 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朋友，叫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闹翻的是开始于1958年，还不是1960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在这之后还有1959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联社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逊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那次赫鲁晓夫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 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树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死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7篇，还差1993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 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大一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我自己好像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人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