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八章（四） 第八节 公开论战 （一）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日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一九五七年严重，而且比一九六0也要严重得多。 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议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参加中苏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邓小平为团长。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在讨论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根据会谈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苏联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赫鲁晓夫重演联美反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中苏会谈中，康生发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过去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同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协大会上讲话，攻击中国采取独特的路线，搞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迎接参加莫斯科会谈回国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说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是针对中国的。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底，在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八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如何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1，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 5，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讽刺，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1、 中苏两党的分歧，早在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开始了。那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2、 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一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争论很多，我们并没有公开。 3、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提出“三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 4、 苏共中央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袭击。 5、 1960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6、 1962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7、 苏共在20大以后发动“三反”运动（反马列主义、反国际共运、反华） 8、 两党分歧是由于苏共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1，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 2，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3，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些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 4，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光荣历史辩护，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 5，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6，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 7，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称赞斯大林。 8，苏共领导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1，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1961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 2，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3，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批驳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 第四，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毛泽东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文章指出，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在一次研究苏共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时，毛泽东指出：下一篇和平共处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的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这篇文章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说明两种不同的和平共处。 一九六四年一月元旦过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苏共来信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