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0年七月十六日,苏共中央来信提出: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1299人)。 一九六0年七月十八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反华的人最多只有10%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的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要紧。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一九六0年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们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90%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急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起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于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急待,看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10年,如果太长了,缩短五年也可以。如果五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五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12万个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12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就是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哪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长久。 一九六0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指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我看基本是好的。我不说它是完全好的,只说它基本上是好的。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们提出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这也是好的。但是,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赫鲁晓夫早就有分歧。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还是赞成采取共产党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内部讨论,不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其实,赫鲁晓夫早就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赫鲁晓夫叫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分歧公开化。中苏不和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赞成你们劝和,赞成你们当和平使者。 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而且,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他们都可以去谈。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话,甚至讲到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中国来。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那样喜欢斯大林,老讲我丢掉一把刀子,那么,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你们那里去好了。 一九六0年八月十九日,胡志明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 胡志明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1958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他们特别抓住成吉思汗这个问题做文章。 毛泽东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 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口把日俄战争时的两位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 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势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对谁错。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惟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1954年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他还表示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够开好,能够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好准备。 毛泽东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12日到苏联的,14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8月19日,8月份还有12天,9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9月29日或是30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问题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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