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八章（二） 第三节 反对赫鲁晓夫侵犯中国主权，搞美苏共处主宰世界 （一）反对赫鲁晓夫侵犯中国主权 1、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的矛盾加剧。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在军事和外交上要求中国服从它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一九五八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毛泽东连续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谈话的重点是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毛泽东严肃指出，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由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到在华的苏联专家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 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 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 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由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 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 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 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 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 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 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 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 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 [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 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 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