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至十二日，中共中央央宣传部召开文学创作会议。会议指出：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错误倾向，如 有的作品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思潮； 有的作品不能正确表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对现实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 有的作品否定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歌颂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身上的“人性”； 有的作品艺术趣味庸俗低级，胡编乱造，甚至追求刺激性和色情的描写等。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戏剧（话剧）座谈会。会议指出，1980年2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贯彻不得力，出现了一股否定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潮流，一些作品脱离生活，编造离奇的情节和庸俗化倾向。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胡耀邦在全国故事电影创作会议说：今年电影进步很大，好的的片子是主流。有些电影不够好，一是政治情绪不健康，二 思想境界不高尚。比如白桦的《苦恋》就需要批评。白桦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算完满结束了。 白桦认识了错误吗？这个讲话说明胡耀邦仍处在软弱状态，当和事佬、和稀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偃旗息鼓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共中央任命邓力群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的文章。指出：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他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理论界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的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文艺界，一些人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三卷39页） 实际上，在党内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其实，早在一九八0年六月，王若水就发表了《谈谈异化问题》；一九八0年八月他又发表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九八三年一月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传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新闻界提出了一个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实际是打着反“左”的旗号，否定党和人民的阶级性、否定共产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区别。 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还不断地冒出一些错误观点，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介绍了理论界、思想界、文艺界精神污染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王震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讲话，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但是，正像人们所说的，反对精神污染进行了二十八天就停了。不但夭折，而且对反精神污染来了个反攻，说那是搞了一次小“文革”。一些人竭力攻击积极参与反精神污染的人。这样，精神污染就继续蔓延。 为什么对精神污染、自由化思潮，老是软弱涣散，硬不起来？因为真正“硬”了，就会被指责为“左”。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一九八四年某月，于光远鼓吹“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彻底否定“文革”》文章说，不彻底否定“文革”中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这篇文章不是某个文人的神来之笔，而是传达了中央某个领导人的声音。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为什么还要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呢？可见文化大革命影响之深，“阴魂不散”！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看来“顽固”坚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顽固”对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作为一级党委这样“顽固不化”，也还不多见。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反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做法。 这就成为一些人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藉口。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泛滥。 “两个不提”与前面的“一个大提”（彻底否定），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领导意图和指导思想。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党政机关以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加剧，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乘机猖狂活动，一些大学生中酝酿着“民主”运动。 一九八五年五月，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卷123页） 大学生的“民主”运动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完全划等号吗？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陈云在中纪委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的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提高党员的素质，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 陈云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 一九八六年年初，胡耀邦和中宣部长朱泽厚提出宽松、和谐、少干预的口号；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光远再次重申“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以立为主，实际上不要破。 在草案讨论中，胡耀邦不主张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在讨论草案中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种自由化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他定的限度，他就不准了。 尽管邓小平在口头上也说了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清除精神污染，但在实际中是否贯彻落实，他就不管了。 2004年5月16日初稿 2013年12月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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