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邓小平大搞“全面整顿”，毛泽东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召开十届二中全会 召开四届人大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举行，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人大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邓小平除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前面已经提到，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周恩来病重住院起，名义上是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此，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坚持继续革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央通知说：“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发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并且在按语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个语录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摘编了一个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二十条，约五千字），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于二月二日批示：“同意印发。” 后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后来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其中列宁的语录（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报送的二十条在内）二十三条。这个语录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四段讲话进行理论论证： 第一至十条，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它的历史任务。 第十一至十九条，讲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 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 第二十至三十二条，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大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要铲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第三十三条，讲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由姚文元撰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 文章说：“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不加限制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它的代理人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由张春桥撰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 文章说：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现实根据在于：不仅因为存在部分私有制和两种公有制，而且因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 有”，而且因为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所以“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 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资产阶级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中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不存在什么误解。同时，应该强调指出，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和土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危险性，等等。 《历史决议》说，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思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已经被二十多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三）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 铁路的整顿，很快扩到及整个工业的整顿。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 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 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五年五月至八月，教育部长周荣鑫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毛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五百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二千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讲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可以提为革命读书呢？”“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我们教育革命的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 周荣鑫的讲话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方面，他确实打中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一些错误的要害；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比较明显地暴露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央要求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 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在总结讲话中离开讲稿，指责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 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同意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会后根据军委的部署，经毛泽东批准，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2，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3，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4，整顿企业管理秩序。5，抓好产品质量。6，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7，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九月下旬形成《工业二十条》。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发展了过去的《工业七十条》。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教育部召开北京等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周荣鑫在会上发表有关教育革命的讲话。他说，现在一谈起文化，就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一九七二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的有些话可能剌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一九七五年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篇文章的矛头明显指向江青等人，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 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 毛泽东未表同意。 这件事意味深长，它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转变态度。 （四）落实政策 反攻倒算 一九七五年四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 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军委报告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有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