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回国大使时讲话，针对林彪等人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国家计委负责人将周恩来这一指示精神，向全国物资会议领导小组作了传达，并写入了全国扭亏增盈会议纪要。 一九七二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其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图。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 文章是根据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为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 姚文元、张春桥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张春桥向文汇报下达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批评。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理论部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 姚文元看后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张春桥、姚文元指示《文汇报》批判人民日报的观点。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 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张春桥批语：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批语：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集团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不对，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周恩来等接见部分文艺工作者。 周恩来指出：电影太少，“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 江青说：不是七年，是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张春桥说，说少的绝大多数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政治局再次接见部分文艺工作者。 江青等人在接见中责难《海港》样片，指责电影工作办负责人，说原驻北影洗片厂的军代表是坏人。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招待会会上严厉批判了“左”倾错误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我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筹备召开十大等。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孔子。 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十三名老干部。 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批林整风的形势向国务院提出报告。 报告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等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愈‘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象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 报告认为这些意见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纪要后说：“这下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给外交部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抛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批语：“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罪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一九七三年八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写入。 批林，究竟是应批其推行的极左思潮，还是应批其右的实质？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等人有重大分歧。周恩来强调批林彪推行的极左思潮，当然包含有批评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极左思潮、极左行动的错误在内。实事求是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东西泛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执行毛泽东反极左的指示不力负有重要责任。周恩来 强调要批极左，他们必然会感到不舒服。江青等人强调要批林彪集团大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右实质，当然也包含有认为周恩来一贯右倾的意思在内。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极左的思想和行为，提出要防止极左思潮泛滥，并采取坚决措施撤换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就林彪集团来说，它的目的、路线、手段等等，都是极端反革命的，究其实质来说，当然是极右的，批林，当然应着重批右。如果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主要危险；“九大”前，极左思潮是主要危险；那么，“九大”以后到这时，则林彪集团的极右的反革命政变是主要危险。因此，对极左思潮，不是不批，而是要少批一点；批林，要着重批判其右的实质。而过分强调批判极左思潮，有可能引发右倾思潮、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抬头。而当时这种思潮确实是存在的，并在发展中。一些人拥护周恩来的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要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分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思想上、作风上、工作意见上的分歧。《历史决议》说：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这样，它就把周恩来硬拉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人一边去了。 （五）召开十大，批评周恩来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十大”的人事安排，说明毛泽东用心良苦，千方百计地在左右之间找平衡，既恢复了一些老革命家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地位，又让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新干部得到了较多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央领导层中，起用了李德生、华国锋、吴德、陈锡联、苏振华、赛福鼎和来自基层的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 《历史决议》说，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这里说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是指十大通过的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并要求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里只说，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而不说许多“老同志”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他们的势力也得到恢复。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上海写作小组《论尊儒反法》一文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党校写作小组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七三年十月初，周恩来批评了迟群在教育战线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迟群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说，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横扫“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 运动搞了三个月。 一九七三年十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针对周恩来圈阅的报告作了批示，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十一期发表。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依据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中，一方面肯定十一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了江青的提法，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处讲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 还说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这半年中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如“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没有早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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