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七章（四）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在途中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秘书。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在256号机强行起飞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断然发出全国禁空令。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三点多钟，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吴法宪迅即报告，周恩来等下令，派战斗机拦截，绝不能让它飞出国境。后来直升飞机飞回，周恩来又下令，迫降，如飞进城区就打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三点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四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使馆报告：九月十三日，三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就此事发出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工作，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历史决议》也承认：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政治斗争的发展规律，既是无情的、残酷的，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林彪因反对彭德怀的机会，而掌握了军队领导大权，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又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而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这种情势下，林彪由于他深藏在内的政治野心作怪，为了保住既得的地位，并夺取更多的权力，就要当国家主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然在党内挑起斗争，分裂党，直到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北叛苏修引狼入室。这个事件必然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他提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引起他的深思：这个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居然又是自己倚为主要助手和接班人的林彪，这就说明，自己在用人对事上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总结。 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则。不扩大，不牵连，不层层抓代理人；即使对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分子，也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一份书面谈话中指出：“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历史决议》仅管也承认，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但它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初中的失败。 （四）批林整风，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在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以及这一斗争刚刚告一段落，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又突出起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于七月六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张春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十七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是假的”。 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纪要说：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一九七一年底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至六月二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周恩来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召开的。会议提出要从教育革命的实际出发，分析林彪一伙是怎样从极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体现了周恩来的意向。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批林整风会议在北京召开。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一伙，使人们认清了林彪一伙阴谋家的真面目。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尖锐地指出：“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 张春桥、姚文元在周恩来八月一日讲话以后，找人民日报社几个负责人谈话，提出：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人民日报理论部对张、姚的讲话很反感。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 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也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