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针对林彪二十三日讲话和陈伯达编的称天才的语录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卢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以设国家主席为政治纲领、以“天才论”为理论旗帜，公然向毛泽东的地位和路线宣战，气壮如牛，似乎有什么成功的把握。等到毛泽东决心反击时，他们又溃不成军了。当然毛泽东反击的策略相当巧妙，只拿陈伯达作耙子，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对林彪加以“保护”，对其他的“五虎上将”——黄、吴、叶、李、邱只作为“受骗”者加以处理。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步棋：扔石头。 一九七0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慨。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干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在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也是如此。”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林彪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的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 从一月九日起，出席座谈会的人参加了华北会议。 在军委座谈会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没有批陈，也不作检讨。这说明，此时，林彪集团仍然企图采取“顶”和“拖”的策略，以便稳住自己的阵脚。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二政委，党委第三书记。 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步棋：挖墙脚。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批陈整风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的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审阅《无产阶级胜利万岁》一稿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由于当时的形势对林彪集团十分不利，林彪认为合法斗争已经失败，为了挽回败局，只有铤而走险，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在上海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据点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 于新野在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草拟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将其定名为《“571工程”纪要》。《纪要》称：“夺权正在进行。对方（指江青一伙）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云、周建平参加的秘密会议（三国四方会议）。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对付江青一伙”等问题。林立果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云为头，三个地方由江腾蛟协调拉总。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加以改组。 这是毛泽东的第三步棋：掺沙子。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建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反革命会议，讨论了中央会议的情况，确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对批陈整风会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 这实际上就是对林彪集团所犯的错误作了明确的结论。 林彪看到局势日益明朗，就更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步伐。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机训练。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至十一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到广东深圳、沙头角，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联合舰队”一些成员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这一着棋表明对林彪仍然采取保护的政策，是为了争取林彪所作的又一次努力。但林彪心中有鬼，他们一伙反而因此更加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也担心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林彪将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巡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就林彪问题给各省、各部队的领导人打招呼，使他们对林彪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对林彪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有所警惕。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下榻的武昌东湖宾馆召见刘丰。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汪东兴在座。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华国锋谈话。 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中揭露和批评了林彪及其一伙，指出：“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林还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到杭州后对林立果等人的若干行径有所觉察。 （三）粉碎反革命政变，林彪集团自我爆炸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租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在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又密报林彪、叶群。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李作鹏，李作鹏得出三点认识：一、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二、上纲更高了；三、矛头似乎指向林彪。李作鹏密告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告叶群。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反革命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立果一伙决定实行两项反革命阴谋：（1）乘毛泽东外出南巡的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林彪则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夜，林立果同周宇驰、江腾蛟等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密谋：或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或用100高射炮平射打火车；或让王维国带上手枪，乘毛泽东接见时，在车上动手；或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下手。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十日，林立果等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他们还提出了让陈励耘派飞机轰炸火车等办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十一日下午乘列车提前离开了上海，安然地通过苏州硕放铁桥，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部署。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后，准备南逃广州，并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 当晚，毛泽东安抵北京。 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叶群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报告，转报北京。 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查问256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下达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还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叶群、林立果等人眼见阴谋败露，惊恐万状。 当晚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周恩来接到叶群电话，叶群说，林彪想动一动，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巧妙地问：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答，还没有调，林彪让报告总理后再调。周恩来说：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这样一来，林彪南逃的阴谋就暴露无遗了（明明调了专机，却说没有调！）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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