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围困中南海。至八月四日，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解除围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的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学院经中共中央批准集会批斗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说：“彻底批判反党份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和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文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编者按说，“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社论说，毛主席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期还发表文章批判刘少奇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的《时局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还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社论断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批示：“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有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八月二十八日，又批示：“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还宜在二三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九月五日批示：“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这篇文章发表在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从上述大批判的部署，可以看出： （1）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包含这样一些内容：1，从世界观来说，《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所包含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过渡时期中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2，从文艺上来说，不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路线；3，从农业上来说，鼓吹三自一包；4，从工业上来说，强调物质刺激，大搞管、卡、压；5，从组织上来说，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6，从军事上来说，与彭德怀勾结；7，从外交上来说，主张三和一少，大搞卖国投降外交。 （2）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邓小平是有错误，而刘少奇是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3）即使是对刘少奇也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并预计在“九大”上仍要选刘少奇为中央委员，在批斗中要避免采取过火的作法。 （2）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李志芬（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的题词：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此后，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逐步形成运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即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送审的通知稿上指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 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 派’，就认为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指出：“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毛泽东指出：“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指出：“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 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其实清理阶级队伍，建国以来已经进行了多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反革命分子、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反右派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报告，发现了不少自首叛变分子以及隐藏的阶级敌人。所以毛泽东提出，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同时他又反复强调，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一定要认真注意政策，真正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极少数，要尽量少抓人，不要搞逼、供、信。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有些人不执行，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正因为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伤害，他们往往从自己受到的这种伤害出发，来观察文化大革命，因而很容易接受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借深挖“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 （3）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草拟的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复电稿中指出：“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中，改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增加四个字，成为“五十字建党方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中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了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由一个在野党（国民党统治区）变为一个执政 党，既带来巨大的机会，又带来巨大的危险。要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必须不断地整党，不断地从党内清除腐败分子，不断地从党外吸取新鲜血液。经过整党，广大党员迅速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有些犯错误或有历史问题尚待查清的党员，以后陆续恢复了组织生活。 （4）精简机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引用毛泽东一段话：“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有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5）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指出：“大学还是要办 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一段话：“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草拟的一篇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指出：“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调查报告上批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联系现在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恶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多么的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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