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七章（三）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一份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讲话中指出：“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历史决议》说，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陈毅等在接见军队来京人员大会上讲话、大闹怀仁堂，是很有代表性的。当时，毛泽东判断：这是由于老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只看支流，不看本质，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 一九六九年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后，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七年一、二月，老同志们确有反对极左思潮的一面。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谈话中指出：“你们不要再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时指出：“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那些年青人是受骗的。” ） 现在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些老同志，当时既反对极左，也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只是有碍于毛泽东的意见，不便于公开反对而已。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确实错综复杂。 3、搞好斗、批、改，建立革命新秩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一段话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认真搞好 斗、批、改。”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1）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还点名批评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何其芳、翦伯赞、于伶等，并指称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是资产阶级权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至十八日，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中指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件事是康生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重新提出来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件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毛泽东批示：“照办”。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等人并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毛泽东批示：“张闻天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成、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指出：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三月二十八日曾写信给毛泽东，驳斥小报上说他吹捧过电影《清宫秘史》）同期，还刊载有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全国掀起批判与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举行群众大会，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造反派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的批判旗帜》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彻底肃清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至十八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揭发和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至七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起草、陈伯达送审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修改中指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这篇文章由中央文革小组及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于五月八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批判一九六一年由邓小平主持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此后，还陆续发表了四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 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 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 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 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联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 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这个对十七年工作错误的检讨，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一个重要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