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批判右倾思潮，排除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周恩来绕场一周，旋即离去。 陈毅讲话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有时热过了头，泼水擦一擦有好处。我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叶剑英说，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很愤恨。 徐向前、贺龙也讲了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陈毅在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很不自觉，很不理解。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滔天罪行，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外交部有些大字报里写什么罪魁祸首、刽子手、滔天罪行等这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一些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它支持的造反派，主张保护老干部。一些成员在行动上也搞打、砸、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周恩来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后离去。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 叶剑英说，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军内造反派批判了陈毅、叶剑英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布传单，呼喊口号，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大会，提出“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几名成员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的讲话！”“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口号。此后不久，联动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少成员被逮捕和批斗。年底，北京街头贴满了“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党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等大字报、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和北京大街上帖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同日，关锋等人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宣传要点经江青看过，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指出：“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卡博、巴卢库谈话中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质问张春桥、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要无理扣押陈丕显？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谭震林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穿衣服，拿皮包，边走边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跟他们斗争。 叶剑英还说：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还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徐向前说：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信，说：江青一伙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到十八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中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评了这些同志。这次事件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停止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四川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口号》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唐、王在来信中说：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钢铁学院极少数人成立“首都五。一六兵团”，不时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一个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代表团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上发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在砸烂后，实行军管。 同日，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 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奔赴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 关，抢夺枪支弹药。 毛泽东否定了《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砸烂。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在王力等人唆使下，造反派坚持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使外交工作陷入混乱。 周恩来把王力七日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至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次大串连”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指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江青讲话说，要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要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五。一六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批示：“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我对他们的有些错误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 戚于一九六八年一月隔离审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 关于群众团结问题，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改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关于干部处理问题，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 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 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他们站出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各工厂、各学校、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一个批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支 左不支派”。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两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过的两报一刊文章中指出：“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一批造反派负责人，指出：“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文章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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