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比较正确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批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中指出：“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只不过是一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行（这是少数的）和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路线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一般说来，犯了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约二百万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二百万 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二百万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周恩来先后讲了话。 毛泽东在对江青的讲话修改中指出：“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江青的讲话中还说：要“彻底揭发、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指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此前，关于陶铸问题，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被关被斗而逝世。经陶铸批准，新华社于二十一日播发了公告，天津组织了有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 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中央宣传部废除了十六日发下的为毛泽东第五接见红卫兵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后者删去了一些文字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首都三司”立即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给江青写信，揭发陶铸的问题。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了七条事实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从学生来说，一方面是广大的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造反、要批判；另一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学生乱反、乱批、乱打、乱抓的现象。从领导干部来说，一方面，是要执行中央的指示，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学生们冲击到自己头上时，又加以抵制，有些人甚至挑动工农斗学生。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仍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一方面，在干部中，仍然要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另一方面，在学生中，也要教育和引导群众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接受教育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和高级的知识分子，积极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在实际斗争中遇到来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且阵线很难划清楚。以陶铸来说，他到底是反对极左，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是很难掌握的，也是很难划清楚的。当时有许多人说自己只是反极左，可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江青等人认为陶铸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在一些人也认为陶铸当时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如此说来，当时把陶铸撤下去是有道理的。 （四）成立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 1、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发表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宣布于五日下午八时接管了《解放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太原市党政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经毛泽东审批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夺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的党政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应该“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这篇社论还说：“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了黑龙江省的党政大权。 其他省也有夺权行动，但未被中央承认。“一月革命”的风暴刮遍全国。而在夺权斗争中，各种不同的派别都企图把党政大权夺在自己的手上，因而打、砸、 抢、抄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这是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至十八日，毛泽东在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青年人做了贡献，但是马上让他们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上海人民公社应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送周恩来审阅。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在转报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划了竖线，还批示：“在这一段，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 同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有这样做。” （二十二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由《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提前转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稿上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中指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这篇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篇社论由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 题。” 至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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