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毛泽东》第十七章（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六月十五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以后，在韶山的滴水洞住了十几天）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后即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期间，毛泽东指出：“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又指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要中央一些领导人以及江青等人到各学校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一些学校鼓励群众造反。江青在各种集会上代表毛泽东向大家问好。他们的讲话迅速传遍全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指出：“要撤掉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此后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造反的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干部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不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插话中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来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同日，他还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了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初稿是从七月中旬开始起草的。第一次草稿于七月十六日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一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叶有点修改。”第二次草稿于七月二十六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作了批语：“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讨论用。”第三次于八月三日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晚批示：“改得很好，可即印发。”第四次于八月七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批示：“《决定 》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其中有几段话后来被认定是毛泽东的语录： （一）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 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二）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三）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四）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五）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按选举结果排列中央常委名次）。全会十二日通过了公报。这个公报，毛泽东于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作了批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二）“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指出：“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改组，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 《历史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派工作组到学校，学生出了一点格，就抓右派、 三反分子。毛泽东则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不准群众起来揭露党的阴暗面，就是镇压群众，就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进一步尖锐化。毛泽东要坚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制定一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章程，使全党、全国都有所遵循；就必然要改组中央的领导机构，特别是改变分一线、二线的中央领导体制，以保证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章程能够顺利贯彻执行。为此，毛泽东就炮打司令部，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撤消刘、邓领导体制，建立林、周领导体制。林、周领导体制与刘、邓领导体制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刘、邓换成了林、周，而且在于林、周领导体制是不再划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因而，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林、周领导体制。但是，事实上，林彪并不能真正参与领导，因而，实质上是毛、周领导体制。但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仍然有如分一线、二线时期那样，很少亲自主持或参加政治局会议，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由周恩来主持。与刘、邓领导体制相对而言，又可称之为周恩来领导体制。这怎么能说是以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呢？ 《历史决议》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段话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开，把周恩来说成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历史岂能任意篡改。毛泽东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去具体执行的，周恩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勋不容任意抹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毛泽东在同林彪谈话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无非是修改名称、改变衣着发型、并到处揪斗他们认为的“牛鬼蛇神”。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于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上指出：“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县委、地委呢！”“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活动，要文斗不要武斗。” 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把中央的招呼当成耳边风，采取了一些违法行动，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极少数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这些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 老红卫兵”，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不少人成了逍遥派或保守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毛泽东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即办理，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乃、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的讲话中强调：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周恩来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对傅连章八月二十八日来信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与此同时，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组织工农群众反对造反的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人，指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并在林彪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