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季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会后，写出《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纪要》由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再报中共中央，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第一次，三月十七日以前；第二次，三月十七 日，“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第三次，三月二十四日，“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四月一日，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二）“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很明显，《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 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看看这二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潮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突破口的。由于运动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错误，误伤了一些好人。一九七六年以后，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泥坑。 （二）批判《二月提纲》，发布《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四年七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负责文艺界的整风事宜。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不要“不准革命”等等。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没有说同意发表，也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不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左右，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成立为这次会议起草文件的小组（包括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内的八人）在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及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由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这个《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毛泽东对这个稿子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 不仅要撤销《二月提纲》，而且要“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 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２） 《二月提纲》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３）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指出：“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要有破有立的说法，指出：“不破不立。破就 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 了。” （５）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的说法，指出：“其实， 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６）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的说法，指出：当时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出许多清规戒律，实际上是给运动设置重重障碍；而“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什么地位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有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1）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要“大闹天宫”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稿起草的情况。 六日，张春桥作主要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2）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 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3）五月十六日，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会议批判朱德，把朱德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批判当然是错误的，毛泽东一贯反对类似的说法。）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关于陆定一，文件指出，他与其妻严慰冰写“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关于杨尚昆，文件指出，他“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与反对批判的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文化革命路线。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消“文化革命小组”。但是，毛泽东还不打算与刘少奇摊牌，当然就拿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作耙子。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四月份，毛泽东发出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有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以后，大中学校的广大师生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 、宋一秀、夏剑豸、杨克 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说，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紧、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 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同日，毛泽东在刊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字报的简报上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此后五十多天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同时发表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代行党委的职权。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北京和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仿效北京大学等校的做法开展文化大革命。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