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制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 （一）牢牢把握革命大方向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 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说“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这是对的；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就不对了。说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都“打倒”了，或“都要打倒”，就更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决定的草稿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林彪的讲话中强调：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林彪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 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 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掌握斗 争的大方向》中说：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到十八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中指出：“‘彻 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 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唐、王在来信中说：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至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修改曾说过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 切》中指出：“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就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出：“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人，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 楚。”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 下，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教育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干部、整知识分子的，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二）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但是它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它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入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这句话暗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其实，这正好说明，广大群众信赖党和毛泽东同志，党和毛泽东同志也信赖广大群众。相信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也确实是如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 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关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中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活 动，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周恩来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人，指出： “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指出：“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卡博、巴卢库谈话中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一个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一方面，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 命，从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中的黑暗面，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三）让广大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历史决议》说：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挤。 它说的这段话基本符合事实。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县委、地委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九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指出：“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广大干部。一方面，通过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及其他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各级领导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提高掌握方向、识别是非、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本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领导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被动地接受群众的冲击；而有的领导干部，在受到群众的冲击以后，很快就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前进。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当 官”，这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第三节 排除各种干扰把革命引向胜利 （一）批判《海瑞罢官》，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随着文化领域各界的学术批判逐步深入，一九六五年初，在毛泽东知情的情况下，江青在上海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经毛泽东批准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退田”、“平冤 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后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慎重”态度，《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才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深入开展，很快就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是不是深文周纳，实行新的“文字狱”？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 《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晗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三家村”、“燕山夜话”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这也就证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 等作品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处理“罗瑞卿事件”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批判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罗瑞卿因此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一九七一年“九。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简单是事实没有搞清或听了一面之词。毛泽东对罗的看法，与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核心的一线领导层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历史也证明，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又支持了邓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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