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央领导机构状况的分析 《历史决议》说：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不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主张“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缓和一点；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缓和一点；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反动派的斗争要缓和一点；对民族解放运动被压迫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支持要少一点。）；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十月十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又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市西郊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指出：“学 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指出：“全世界一百多个 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有些反 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 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 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剌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个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历史决议》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以前在中央领导层中，真的如毛泽东所说的出了修正主义吗？这一点，在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上，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使到了一九七六年，都不能完全肯定。倒是《历史决议》告诉我们，毛泽东的这些分析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当时在中央领导层中确实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条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否认了。因为，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告诉人们，一九五六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着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问题在于，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而刘少奇、邓小平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一条“左”倾路线。到底谁是谁非呢？ 历史走到今天，终于有人出来说明真相了。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公子刘源在他们撰写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 124页）“实践结果证明：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既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 5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晚年思想之间同样是断裂的。被党的十五大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大发明创造，在许多方面是完全矛盾、甚至互相否定的，怎么连接起来呢？”由此可见，“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见该书 122页） 这一段话从反面说明：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党内确实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只搞新民主主义建设、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司令部”。 至于这段话中说到刘邓路线，把邓小平与刘少奇捆绑在一起。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肯认账。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至少邓小平在口头上是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他要搞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尽管他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削弱和改变国营经济，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抛弃计划经济，推行市场经济，但是，他仍然说，要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够搞两极分化，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也与他们说的“刘少奇的面目”不同。 现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七六年以前，是毛泽东的路线占主导地位，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是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一九七八年以后，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是拥护邓小平路线的。但归根到底谁是谁非要由实践来证明。可是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这一面，又有那一面，哪一方面是主要的？仍然离不开逻辑的分析正确与否。如果是全盘肯定这一面、全盘否定那一面，就会拥护这一条路线 、反对那一条路线；如果全盘肯定那一面、全盘否定这一面，就会拥护那一条路线、反对这一条路线。 三十年过去了。实践的结果是：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了；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与各级党政机构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篡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正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梦想。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这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农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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