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一千三百万吨。（以上资料或史实，均引自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一书） 在这里，我们总共引述了毛泽东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至1959年6月在大跃进中的九次讲话或书信，其中包括在中央武昌、汉口、和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两次视察中的谈话，以及直接发到全国农村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的信，这些讲话或书信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从这些讲话或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大跃进中，即使在政策和策略发生错误的时候，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没有离开唯物论、辩证法和“毛粒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大跃进之后不久，于1963年5月写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篇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文。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总结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分工有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第一线，毛主席分在第二线。领导生产大跃进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职责范围。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发生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或浮夸风等坏现象，都是由他们两个好大喜功，“一吹二压三许愿”逼出来的。但是邓小平上台后却完全把它栽到毛主席一人的头上。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恶劣手段和态度，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才能干的出来。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万亩丰产田里，人们曾经为刘少奇竖起过的高大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一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负有领导责任而编造政治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已经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上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殿堂。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被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无产阶级钉到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步其后尘的现实中的丑类们，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我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振聋发聩的预言：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完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大家对那些“工科政治人”发出的一种无以言表的忠告和愤怒！是他作为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关切！ 改定于2013年12月20日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