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这里进一步分析了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产生的阶级根源。共产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由于接受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又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样，就在共产党内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不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指出，党内有某种特定的矛盾 就必然有某种特定的党内斗争，而这种特定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凡是党内斗争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在阶级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阶级矛盾一样。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还指出：“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僵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这里分析了党内矛盾产生的认识根源。由于一些党员在入党以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思想上保留着许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因此不能正确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从而在党内形成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 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这里说的是党内矛盾的认识根源另一个方面，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的活动过程中是经常的永远的存在着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要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党内也会形成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人们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二、清除党内腐败，反对党内错误倾向 （一）党内矛盾大量的表现在部分党员中存在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错误倾向 1、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这里说明，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二日，毛泽东在修改“三反”决定中指出：官僚主义“这 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 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察觉，事后又不厉行惩治，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这里说明，在“三反”中必须首先反对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是贪污和浪费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与本机关的群众相脱离，不了解本机关的情况。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分析了两部分官僚主义：“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工作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和“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对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 这里说明，官僚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了解本机关以外的、又是由本机关领导的地区或单位的人民群众的情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 这里把贪污浪费也作为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 义，势必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 这里通过总结匈牙利的教训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官僚主义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发展到严重时，可以造成亡党亡国。 2、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 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这里毛泽东抓住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作为典型，推动全党开展反贪污斗争。 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批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 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败的方针。” 这里说明：第一，七届二中全会早已预见到，共产党执政以后存在着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危险并提出了防止腐败的方针，现在这种情况果然出现了；第二，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第三，在斗争中，实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贪污的斗争要和其他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样，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群众运动。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这里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全体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第二，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第三，一个大规模的“三反”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二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和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起来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这里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败的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提出了建立反贪污的体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三日，毛泽东在《介绍麻城经验》的批语中，就麻城县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一事指出：“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还指出：干部贪污多占的严重性，“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 这里指出：第一，贪污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说明贪污也是一种人剥削人的行为，同一切剥削阶级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性质；第二，贪污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说明贪污行为已经不是仅存在于个别地区、个别单位、个别干部中，而是带有普遍性，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第三，贪污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说明贪污是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剥削阶级的统治机构的官吏都是以贪污的形式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现在，这种腐败的作风又传染到共产党的干部身上；第四，贪污是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说明贪污行为直接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激起广大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不满，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议行动。 （二）处理党内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里第一次提出，在县委以上干部中，有可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第二，养尊处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第三，贪污腐化，剥削群众；第四，压制民主，镇压群众。毛泽东认为，对这种“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民群众完全有理由用革命的办法除掉他们。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并且指出这个阶级是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的。从阶级属性来说，这些人实质上已经变成剥削工人、农民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些人就从革命的依靠对象变成了革命对象。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这里第一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指那些人呢？第一，这些人是极少数。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虽然，他们中间一些人也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二，这些人在各个领导层次都有。包括大队、社、区、县、地、甚至省和中央部门。第三，这些人由各种不同情况的人构成。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与党外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狼狈为奸，接受其贿赂，违法乱纪；有的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违法活动的人。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发布的《通知》指出：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里指出，所谓“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主要是隐藏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要识破这种人物是很不容易的，一则因为他们善于伪装，二则因为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三则具体标准难于掌握，四则因为具体情况难于全面了解，五则因为马克思列宁主 义水平各有高低。对各种政治人物的分析都存在这些难题，例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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