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关于反右斗争的形式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能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呜”、“放”、“辩”推而广之，运用到政治领域中去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就提到：“大鸣”、“大放”，并指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材”。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指出：“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辩论一次好。”“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的形式。” 一九五七年 十月九日，毛泽东指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合适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 这个讲话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种形式：第一，适合现在进行的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第二，适合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适合于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第四，适合于克服领导机关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第五，适合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 “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 有人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起了和加剧了当时全国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也是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鸣”、“放”是一种精神、一种原则、一种方针，“报”是形式，“辩”是实质。“大鸣大放”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艺术科学领域扩大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能够禁止人们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观点的鸣放吗？“大字报”实质上是一种小报，不过它不经过一定的报社、编辑部、出版社而自行发表，它同样要文责自负。作为一种言论发表的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同样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大辩论”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途径，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只要有不同的思想存在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就是在进行辩论，并通过辩论，人类的思想得到不断的发展。正如毛泽东说的，“四大”是形式、是工具、是武器。各个阶级、不同的人们都可以利用。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它。如果采取禁止的政策，只能造成“防口甚于防川”的现象。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这是不错的。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形式还是非常不完善的。要像毛泽东那样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 （三）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经毛泽东审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方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 一九六零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所有这些论述都在于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1，意识形态领域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识形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虽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能等同于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又确实与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有密切的联系。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导。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首先制造舆论。历史的经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打了败仗，在政治领域里也往往会打败仗，甚至丧失政权。 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政治、法律、伦理、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学科内，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斗争。在我国，这种斗争除一部分是与我国“自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斗争外，绝大部分是与“进口”的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作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要引进一些外国的学术著作，这对我们也有益处：一方面，可以吸收外国的某些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对于错误的理论通过批判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关键在于要清除一些学人跪倒在外国资产阶级理论脚下的买办洋奴思想。当然，由于鱼龙混杂，一时分辨不清，也是难免的。 3，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无庸讳言，在前三十年中，出现过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极端化的错误倾向。这就是把许多人民内部的、共产党内部的关于工作问题、科学问题、艺术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来处理，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教训一定要牢记。 第四节 现实社会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的评价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一段话肯定了三点：（1）阶级斗争仍然存在；（2）阶级斗争是长期的；（3）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种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就是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因而，这时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剥削阶级作为主体、载体的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仅仅限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在人民内部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 但是，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题解中说：“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个批评是一九八一年的决议所没有的，而且同决议关于阶级斗争状况的论述是不一致的，决议明确肯定“还有可能激化”。编辑委员会的这个观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得到进一步地表现，决议在谈到阶级斗争时，只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而不提“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同样，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也只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而不提“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狠狠地教训了人们。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恢复了一九八一年的决议和“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党章的提法，指出：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也重复了这个提法：“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 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刻反应了人们认识的变化。 问题在于，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它，是一回事；在实际工作认真加以贯彻落实是另外一回事。多少年来，一直是停留在每五年说一句。而在最近这个五年过去以后，这样类似的一句话也没有了。看来在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阶级斗争熄灭了”。果真如此，我们就有幸提前进入了“充满了爱”的极乐世界。然而，不幸的是，事实是无情的，真实的世界却是充满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到了八十年代，也还有很多人不懂。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不置可否，实际上是心存怀疑。有的人公开说，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是一种“左”的错误。 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动阶级复辟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沉寂了十几年。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相继发生巨变，使人们从迷惑中惊醒。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复辟是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关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问题，在一个时期中，人们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至少是认为，不适宜公开讲、不需要让群众都知道，甚至有的人认为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 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的真理性，使人们从迷惑中惊醒。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为了反对和平演变，当时党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反和平演变”研讨班，研讨班研究了苏联的教训，研究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和措施，说明了帝国主义所从事的和平演变我党我国阴谋的严重性以及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说明了反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宣传反和平演变的文章。可是到了一九九一年九月，邓小平找江泽民、杨尚昆谈话指出：“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贯彻。反和平演变要少讲，要对领导干部讲，不要对群众讲。”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左的回潮”，没有完整地宣传和体现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对他的讲话断章取义，“我不光是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书记。”在会上还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十月初，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和平演变，以后只限于在省级干部的领导班子里，对下不要再提。”十月九日，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同年大会上说：在今天应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始终不渝地干下去，决不能所有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谈到了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这段话，应该说他讲得好。可是江泽民已经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知道“反和平演变要少讲，要对领导干部讲，不要对群众讲。”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根本就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是“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在这以后，江泽民虽然有时也在口头上说过什么反对“西化”、“分化”的问题， 但实际做的怎么样呢？ （二）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越来越来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战线上，作为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由改革前的百分之九十几下降到现在的约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私有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由百分之百几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社会主义经济是节节败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节节胜利。由于生产关系结构上的深刻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人格化的新资产阶级和个体所有制经济成分人格化的个体劳动者阶级应运而生了。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成分人格化的工人阶级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占工人阶级人数近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成了私营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留在国有企业的工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了“国有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原来的集体劳动者阶级，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人数大为减少，仅剩下10--20%。 在政治战线上，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日趋下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日趋上升。代表工人阶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势力，处境日益艰难，在艰难险阻中坚持斗争；代表资产阶级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势力，得志更猖狂，不断打击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 在思想战绩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仅仅停留在共产党的章程上，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正式文件中，很少甚至于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电视、新闻、出版、学术、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文艺及各种报刊的领导机构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由他们把持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文化精英及其作品，成为社会的“主流”；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及其作者被“边缘化”，想求得“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成了梦幻。 （三）工人阶级带领广大劳动者在阶级斗争中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保卫自身利益 1、在经济战线上： 国有制工人阶级为保卫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而进行的艰难斗争。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是通过一系列的阶段、步骤而逐渐发生部分质变的。广大工人采取集体谈判、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集体护厂等方式，同打着所谓“承包”、“破产”、“兼并”、“重组”、“购买”等旗号、变国有制为私有制的官僚资产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同打着“改制”、“买断工龄”、“下岗分流”等旗号、变主人劳动为雇佣劳动的变质行为作斗争。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人阶级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广大工人反对资本家延长工时、克扣工资、环境污染、侮辱人格、随意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超经济剥削压迫行为。特别是所谓的广大“农民工”，他们为改善自身受到的更多的歧视以及各种不平等待遇而斗争，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被迫采取跳楼、自焚等无奈的方式进行斗争。 集体劳动者阶级为保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进行的顽强斗争。通过斗争，大约有10--20%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得以保存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大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其中涌现了一大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先进单位如河南省的南街村等等。 广大农业个体劳动者阶级，不堪忍受各种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摊派费用，采取拖欠、拒缴、集体上访、围攻县乡政府等方式进行斗争。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广泛进行反对不作合理补偿就圈走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失去生活来源的斗争。 在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一些市民进行了反对非法地、野蛮地拆迁房屋，使他们丧失生活住所的斗争。 2、在政治战线上： 宣扬修正主义和批判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大搞腐败和反对腐败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有时激烈有时缓和、有时后退有时前进而已。 一九七八年，发生批判“两个凡是”事件，导致“英明领袖”华国锋辞职； 一九七九年，发生北京“西单墙”事件，标志着新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涌现； 一九八三年，发生“清除精神污染”事件，斗争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发生一些城市的学生“要民主”的“学潮”事件，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乘虚而入，导致总书记胡耀邦辞职； 一九八九年，再次发生“学潮”，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又乘虚而入，广大市民群起反对“官倒”、“腐败”，导致军队戒严、打死打伤人员，导致总书记赵紫阳辞 职； 一九九一年，发生上海“皇甫平”事件，两条改革路线的初战； 一九九二年，发生“南巡讲话”事件，两条改革路线的决战； 一九九七年，发生“《交锋》出版”事件，宣传私有化的政治势力和反对私有化的政治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九九九年，发生“法轮功”事件，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次乘虚而入，首要分子逃到国外，少数骨干受到惩罚，一些群众受到伤害； 二零零一年，发生“私营企业主入党”事件，一些党员公开发表文章或上书党中央，导致一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刊物被迫停刊。 3、在思想战绩上： 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把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模糊化的错误倾向。在一些正式文献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根本不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些重要部门，把一些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而对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又往往采取压制态度。这种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模糊化的错误倾向，是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段时间内，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艺、宗教、哲学等等，大量涌入我国。一些文化精英推波助澜，一些政治权贵撑腰打气。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少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在无助的条件下坚守阵地，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说，是遍地布满了干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