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论述，是人们看法分歧较大的， 也是受到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特别值得进一步探讨。 1、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从五月八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意见。会议约两天一次，共开会十三次。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党组和党委，也纷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在座谈会中，大部分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很好的，一些人的批评切中时弊。在这个过程中，情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鼓吹执政党的地位要“轮流坐庄”。狂叫“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要求党的领导人，“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并指出，报刊反映的情况说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中指出：在批评中有“右倾分子的言论”。对于这些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此文于六月十二日才印发中央和省市一级负责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草拟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整风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指出：“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 同日，毛泽东把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批给“在京中委一阅”并指出简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的，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呜”、“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指出：“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章伯均、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有人说的：“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2、关于与右派之间矛盾的性质判定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就指出：“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反动派”头脑发胀，要反击“右派”，孤立“反动派”。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了“右派”、“反动派”两个概念。尚不清楚，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意义，还是有不同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惩罚问题的指示中又多次提到“右派和反动分子”、“右派和反动派”，“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右派是极少数，反动派、反动分子更是极少数。似乎右派与反动派具有不同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整理修改，正式公开发表。其中指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这里明确指出与反动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里所谓“已经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所谓右派分子“有些”，似乎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反动派、反动分子。也就是说，一般右派分子与人民的矛盾还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而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指出：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当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极右派”的概念。这句话似乎说，有右派言论者为右派；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者为极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概念，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并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 这里明确指出，右派就是反动派。那么，与右派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不过，右派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的言论而无破坏行动的，可称为右派；第二种，既有言论又有破坏行动的，可称为极右派；第三种，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这样，就改变了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指示中关于同右派分子的矛盾有些已经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的提法。可是据说，七月十一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说：“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 按照这个说法，与右派分子、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的矛盾 ，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谓“边缘”就是还没有超过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这不仅是与七月一日毛泽东的观点相抵触的，而且与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的指示也是相抵触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把和省市委书记谈话的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经过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几次修改（周恩来等参加了二十日的修改），八月一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印发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在这篇文章中，一开头，毛泽东就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看来，青岛会议和这篇文章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关于与右派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在此以前，对这个问题，党的领导集体中思想不明确，意见不统一；在此以后，至少在政治上是统一起来了。 一九五七年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邓小平准备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指出：“此件很好。” 报告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说明当时邓小平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 所谓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敌人，也就是实际上是敌人，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而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这也就是说，从政治上分析，人民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是敌人；从组织上处理，仍然把右派分子留在人民内部，作为人民一分子来对待，不把右派分子当作敌人、当作专政对象。这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上批判从严，组织上处理从宽”的一贯方针。这样作的好处，一是可以争取中间派，二是可以分化右派，争取右派中的大多数转变政治立场。 有人认为，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从矛盾的性质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然而，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他们又认为与右派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划分敌我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二，历史的经验教训千万不能忘记。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就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国民党右派猖狂进行反苏反共反工农的活动，毛泽东提醒全党：“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可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却看不清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不敢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得以坐大，在时机成熟时猖狂进行“分共”、“清共”，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致大革命的失败。第三，历史的活剧还会不断地重复上演。一九八九年，一小撮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认为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对他们有利，利用群众对党的错误的不满情绪，妄图把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引导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邪路上去。这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就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派、反革命派，与他们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可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却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一味地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险些导致国家的颠覆。 3、关于对右派的划分、戴帽和点名批判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这里谈到了反右派斗争的几个生要政策问题：第一，扣帽子。对一种人要扣上右派这顶帽子，实际上这里说的就是对一种错误思潮必须进行政治批判；同时，又强调“要扣得对”，就是说，这种政治批判必须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第二，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这里强调了进行政治批判是针对错误思潮，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人，个别特别典型、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以拿出来指名批判。第三，百分之一、三、五、十的右派只是一种估计，可多可少。这里说的百分之几的右派，主要是指约为五百万的知识分子。这种估计只是对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一般分析，并不是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去攀比数字。因为在各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第四，总之，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应该说这几条方针和政策，是内部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如果从上到下能坚持这几条，是可以保证反右斗争健康发展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指出：“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只占各单据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必中有数。” 这里指的范围，只限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一部分党政机关。对右派人数的估计，略去了百分之十。排队只是为了自己心中有数，并不是公开给每个人戴政治帽子。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给扫脸的更是少数”。 这里强调了对具体人物进行批判，这就实际开始改变不必具体指名的策略。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 这里说的点名批判的对象是极右派。明确规定全国4000人，不到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千分之一。若按极右派分子与右派分子之比为一比五计算，这时全国的右派分子大约为20，000人左右。按照这个规定要点名批判的就不是个别例外了。但到此为止，无论是右派还是极右派的人数都还控制在较小范围内。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报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最后增到右派（骨干）百分之十左右为止。” 按8000人推算，此时全国划的右派就达到了四、五万人，占到了全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左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要按照情况达到极右分子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按照这个指示，反右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划为右派的人数进一步增加。 据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斗争情况的报告》，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的范围内重点批判了3，529人，占右派总数的47%。全市有极右分子1257人，占右派总数的16.7%。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135人，近日又决定增加55人（按：约占极右分子总数的15%）。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4230人，占高校总人数113，213人的3.74%（按：如果除去工人，约占知识分子的5%左右）。其中极右分子1，12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6.6%。教授中的右派分子192人，（其中极右分子85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8%，其中重点批判108人，占教授总数的8%。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1）已划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达到各单位人数的3─5%；（2）极右分子占右派分子总数的15─25%；（3）重点批判的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60%，实际上凡划为右派的分子都在不同范围内进行了批判；（4）登报批判的极右分子占右派总数的15%，远远达不到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这是因为已划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实在太多了，报纸无法登载那样多。这个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苗头。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六万余人，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2%。这时，全国反右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然而，到一九五八年五月整风运动结束时，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为五十五万余人，比八届三中全会时增加了四十九万余人，增长了九倍，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0─11% 。 很明显，划右派分子在数量上失控，造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主要在这个阶段。直接具体指导全国整风反右的领导机关──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当然，如果坚持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的，反右斗争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更不在群众中公开划分右派分子、给具体的某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除个别的人触犯了刑律要依法处理外，其他人都不要给予行政处分。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扩大化。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事实上，“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种严重地扩大化错误，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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