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因为： （1）从国内来说，由于人民民主专政是益巩固，国内的反动势力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革命的干部队伍，从而达到复辟剥削制度的目的。 （2）从国际来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武装干涉政策的失败，国际反动势力不得不改变斗争的策略，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断进行渗透，培养、收买一些所谓“不同政见者”，分化瓦解知识分子队伍，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3）从共产党的领导层来说，有一些人本来就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一些人本来就只是一个技术官僚，这些人极易接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糖衣炮弹”，发生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4）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来说，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改造私有经济转变为放手发展私有经济；从国际封锁转变为国际交流等等的情况下，也会有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在外界的诱惑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甚至与外部某种势力相勾结，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从而由一个革命工作者和平地演变成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 （5）从知识分子来说，占我国现有知识分子多数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一代和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代，比起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一代来说，确实有许多优越之处，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这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生活，没有接受过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理论教育。这些人头脑中接受的主要信息，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念，等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把这些当成“现代化”的样板。这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接受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系统理论教育；这些人头脑中接受的主要信息，是关于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十七年的“左”的错误、十年“浩劫”、社会主义现实中的种种弊病，等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把这些当成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形成的基本观念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些人也就成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渗透的主要对象。一大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也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在于教育领导干部、教育知识分子。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斗争的一个特殊方面，就是西方反动势力灭亡社会主义制度之心不死。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狂妄地断言：“到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会么关系。共产主义只有摒弃其内在的实质（即使还保留某些外在的标志）才能兴旺发达。它将作为二十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他为反动统治阶级策划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促使共产党国家向后共产主义的民主方向发展。”西方世界提供的这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可以使某些昏头昏脑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变得清醒一些。 （四）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三大差别 列宁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仅仅是一种手段，通过阶级斗争要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 列宁的这个论断并不表明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彻底消灭了阶级。而只是表明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消灭阶级既是最终的目标，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表明，消灭剥削阶级一般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第二步，消灭剥削阶级的主要经济基础；第三步，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部分、逐步肃清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第四步，消灭一切可能产生剥削阶级的社会条件。第一步、第二步在相对来说较短的时间内（譬如几十年）是可以达到的，而第三步、第四步则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譬如几百年）才能达到。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六年以后，毛泽东关于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论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部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指出：“所谓基本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当时经济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七十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有六七十万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工作会议期间，发出的《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这一现象的出现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首先，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主要是：（1）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目前过渡时期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国人民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需要；（2）由于社会上目前还有多余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在短期内我们还不能完全给以适当的解决；（3）由于我们在经济改组工作中和市场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漏洞。 其次，这一现象存在的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这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有很多是生产经营的方式机动灵活，同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和合作社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有些还是社会主义工商业和合作社在相当长时期所不能完全代替和不必要代替的；另一方面，它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一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组织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腐蚀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 再次，对这一现象应采取的方针政策：（1）要将它们一律管理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2）凡是经过审查允许继续经营的，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取缔它们的投机违法行为，对它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做到既能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作用，又能限制它们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3）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但是应当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对严重违法行为或者为国计民生所不需要的，坚决予以取缔。 这些意见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存在”的意见，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一致。 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大中城市集市贸易中开展代替私商的工作。至同年七月，已经有117个大中城市开展了这个工作。据其中64个城市统计，集市贸易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按全额计算，1962年12月份是5．5%，1963年6月份下降到1．53%。商贩人数，1963年2月底有292000多人，到7月底已减少到128000多人，减少56%。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在大中城市集市贸易中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报告》，要求没有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61个大中城市有步骤地展开。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有些地方社会主义商业在网点人员、经营管理、商品价格、货源供应等方面还有一些党和政府弱环节和漏洞，私商又乘机活动，继续从事非法经营，使私商活动又有所增加。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城市凡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行业，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全部或者基本上掌握起来，争取在年内把应当代替私商的行业和地区基本是代替起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不仅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而且对个体性质的商业活动，限制也是非常严格的。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在执行新的五年计划和加强战备的条件下，投机分子大肆倒买战备物资、短线物资，并且打入社会主义企业内部，披上合法的外衣。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当前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和加强市场管理的报告》，提出今后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应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抓大案，打尖子，挖窝子，打准打狠；并加强对国营、集体企业的管理体制，加强对战备物资和生产建设物资的管理，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 以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情况。但是由于当时采取了完全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合法存在的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只能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或者披着合法的外衣存在和发展。因此，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就表现得更加曲折、隐晦。 2、坚持农业合作化，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以后，一九五七年初，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的歪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农村又出现了一股“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就全国来讲，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具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 毛泽东分析了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主题。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 这三个问题不仅是某一次政治斗争的主题，而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政治斗争的主题。 毛泽东分析了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区别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标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大致可以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毛泽东分析了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在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这里既有阶级分析，又有数量分析。 毛泽东分析了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各阶级的政治力量和影响。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指出：“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 当然，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基本的分析，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斗争中，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和影响，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新时期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和路线。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毛泽东关于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论述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会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这种势力既可能是一些松散的个人，也可能是一定的团体。资产阶级左派势力维护祖国统一，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拥护在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现阶段，他们代表着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同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妄图在中国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只能把资产阶级推到作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并最终为国际资本所吞食的绝路上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小撮“精英”就是一股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和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无论是打着“轮流坐庄”的旗号，还是打着“民主化”的旗号，其实质都是妄图从工人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问题、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政治问题或具有政治意义，但经济不等于政治，更不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和资产阶级右派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将是长期的。在我国，有过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一九八九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斗争，等等。这一类斗争今后还会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阶级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斗争，一切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实质上也是阶级斗争。因此，一方面，不能只停留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一般论断上，不去指明某一具体时期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不去揭示某一具体斗争的阶级实质。在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的同时，要防止把政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更不能把劳动人民内部、共产党内部关于工作问题、科学问题、艺术问题的不同意见，错误地当成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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