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来源于苏联非官方的汉学家们认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预先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新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制与传统的东西是相似的，毛主义不过是稍微用马克思加以粉饰的中华帝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复活。所以，“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只不过是落后传统在新形式的产物，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跃进只有通过推翻马克思主义和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才能够达到。”这些观点在苏联有教养的阶层中广泛传播。但是，这些主张也与中苏冲突后官方宣传：中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相互呼应。当时大量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把中国看成是将要与之进行总体战的最大威胁[1][83]。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就顺理成章地与“中国威胁论”捆绑在一起。1969年，苏中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A· A阿马尔里克写下了影响很大的文章《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发表在国外)，认为中国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掩盖民族帝国的目标，是与苏联帝国的目标相对立的；革命逻辑使中国走向战争，中国将继续用战争来解决其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以确保中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对近代以来列强欺辱的民族复仇。因此，中国必然会向以前属于中国势力范围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中苏必有一战。[2][84]“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不同派别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与中国战争的威胁，作为证明苏联必然灭亡，必须与西方合作，必须禁止共产主义，必须开放民族资源并复活民族精神的依据。”[3][85]正是这一论点在苏联解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98年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出版的《崩溃中的俄罗斯》中认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国家机体，是一个历经了国家的衰落和崩溃时期、目前强大起来的邻国”，在他看来，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使得他们正在涌入西伯利亚，所以必须守住西伯利亚，反对向中国出售武器。[4][86] 这个威胁论的背后正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幽灵。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中，曾预言中俄的战争将使得俄国人民在行星上不再存在，他对敌人本性的描述符合流行的和官方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个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敌人：“反对我们的是一个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次战争重都没有出现过的有几乎10亿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自1949年以来尚未来得及失去其自古以来的最出色的勤劳——比我们今天的勤劳更出色，也未失去其顽强不屈、恭顺服从，并处在丝毫不稍逊于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牢牢的掌握之中。这个国家的军队和居民也决不会以西方的明智作为被包围、被征服的群众投降认输。每一个士兵和每一个平民都将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口气。”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中国的威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口压力导致的对西伯利亚的觊觎；二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封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74年为此编撰的《苏联等待什么》一书，中国威胁是大多数文章的题目。在不同意索氏观点的文章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威胁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是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只是使得古老的传统中国战略穿上了新术语的外衣。

而按照最激进的西方派的思路，因在1992年竭力推进“休克疗法”而著称的苏联前代总理盖达尔曾在整本《国家与进步》中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同自己过去的‘东方的、亚洲式的生产方式’决裂和加入到西方文明世界的必要性。”

按照盖达尔的两级世界模式，俄罗斯处于“民主的西方”——对西方世界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正是西方有理由害怕俄罗斯不稳定的民主）——和东方的“贫困的、不民主的国家”之间。同后者相比，俄罗斯是比较繁荣、开放和可预见的国家，而恰恰是这些“贫穷的、不民主的国家”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这位亲西方的高层人士在回忆20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恐惧心理（盖达尔提到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镜子》）时指出，虽然这种恐惧被过分夸大和在当时显得为时尚早，但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按照盖达尔的意见，索尔仁尼琴错误地将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盖达尔公开赞同中国“人口威胁”理论并指出，现实冲突的原因“更严重”：中国居民超过俄罗斯人口8倍，边境人口密度超过100倍以上。为此，盖达尔认为，“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国不是稳定的、繁荣的、市场化的民主社会”，因此，俄罗斯不能削减军费和武装力量，应将“遏制的潜力”从友好的和民主的西方转向远东。盖达尔相信，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盟友是日本（为此，他甚至准备将千岛群岛送给日本人），他的思想是——限制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经济和军事潜力。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成员、当时担任国家电视台领导人的C·E·布拉戈沃林警告说：“中国成为西方、日本和亚太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主要威胁。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早就应该就限制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达成默契了。[5][87]

在这个俄国版的“脱亚入欧”中，无独有偶，中国再次成为与“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俄罗斯安全问题专家、自由政党“亚博卢”运动的杜马代表阿尔巴托夫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发展同“日本-已成为西方不可分割部分的民主国家”——不一样，是不可预测的。[6][88]所以，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俄罗斯应该做日本第二，其前景是使“俄罗斯逐步地、长期地、经过周密思考并根据俄罗斯的特点融入到大欧洲、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返回欧洲，因为在一千多年前，俄罗斯就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