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不过，秦先生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倒是有鲜明的判断，那就是“在西方学术界犹如社会上一样，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视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种族偏见的，这是道德问题（或利益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西方中心论”不过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那种所谓马克思与哈耶克等等都是‘西方中心论者’这样似是而非意义可疑的话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知。……现实社会主义衰败了，自由主义也面临很多问题，究竟人类的道路在哪里，这只能从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东方的角度来研究”，[1][71]——在秦先生如此“普世观”的照耀下，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并不是什么“东方主义”，而是走向普遍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人类历史“摆脱共同体”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国都不幸走岔了——这是中国至今为止仍然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原因，“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人类历史上三次‘走出共同体’的想法：走出氏族公社建立古典文明时，有‘雅典道路’和‘马其顿道路’的斗争；走出中世纪公社建立资本主义文明时，有‘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冲突；那么在前计划经济国家走出‘大锅饭共同体’时又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2][72] 这正是秦先生的自我期许，他要为推动中国迈向人类“普世道路”竭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