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对蒋介石“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 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
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
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国民政府消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1）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2）发生政变； （3）政府要员的叛变； （4）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5）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7）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战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实现休战，因为整个中国都渴望和平。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新的权力斗争都会随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
凯南作出上面推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统一中国是可以预见的，但由于各派军阀的存在，会有相当的难度，“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他告诉马歇尔说： 在这场争夺中，最强大的势力显然（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共产党，其他势力将是：一些民族主义军事领袖，如傅作义等；原地方军阀，如龙云等；桂系；奉（满洲）系；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国民党改革派；为数不少的、现在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领袖。 我们不应做出这样的预测：在这场斗争中，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仍然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离心力将被倾向于整合大多数非共产党力量的那种压力（特别是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压力）所压倒。 我们也不应假定，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会迅速屈从于共产党。当然，他们也许会如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南京支援的傅作义和宁夏、甘肃的穆斯林，表现出了在局部地区对付共产党的能力。如果这些势力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他们在“坚守阵地方面”做得可能比国民党政府更好些。他们能否击退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至于共产党，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种种麻烦都消除了，即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全民联合政府。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正如现在已经表现的。
10月16日，辽沈战役中中共方面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便给马歇尔写信，哀叹道：“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鉴于此，他更甚于凯南，极端地建议“用典型的中国式”即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方式引导中国分裂。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在面临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司徒雷登就撕下了美国“和平使者”的面纱，不仅要置中国于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局面之中，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作用。但比较而言，凯南的判断更接近于马歇尔的思路。马歇尔也不希望中国大乱。他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与斯大林分割出来的美国在中国关内——至少是中国江南——的利益，马歇尔觉得“换马”一事不能再拖。在马歇尔看来，只要有斯大林介入，中共就不会向南走得太远，而只要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就会遵循他的腹案与中共出现事实上划江而治的结果。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11月10日，司徒雷登建议加快“换马”，他告诉马歇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12月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３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４万人。面对日益无奈的战场形势，司徒雷登一方面加速“换马”工作，劝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美国也通过对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冷淡态度向蒋传递要蒋下台的明确信息。12月24日，坐镇汉口，拥兵30万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并邀请美、苏、英三国出面调停，随后，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并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也相继通电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1949年1月，美国“换马”成功：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忠实地贯彻马歇尔分割中国的思路，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公开致电毛泽东以同意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就地停战”、“隔江而治”进行和谈。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寄希望斯大林约束中共入关后止步于长江以北。12月1日，他致电马歇尔：
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
司徒雷登的情报并不是空穴来风。与司徒雷登在江南“换马”工作似乎是在同步运作，斯大林，很可能受到朝鲜半岛于1948年8、9月间分裂为南北朝鲜的形势鼓舞，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金日成后尘建立偏安政权。 但怀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民心所向且坐拥百万雄师的时候是不可能就此止步的，他于12月30日写就并以“新年献词”形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回应那些“国际上有的朋友”企图接替马歇尔调停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在美国在南方无力“推盘”后，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频压力，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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