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经过。蒋介石又就马歇尔的“南辕”方针，苦口婆心地诉说着他的“北辙”方案的重要性：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宣言所能制止，唯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
如果这时换成丘吉尔，他立马就知道马歇尔真实意图，可只出卖过别人而自己则尚未经历被“同一战壕战友”出卖之痛的蒋介石还真的不知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大战中与苏联联手，才使美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大概只有等到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后才能体悟出丘吉尔刚走过的那段“天路历程”的酸痛心情。蒋介石对马歇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在8月3日的日记中自问而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
读不懂马歇尔的蒋介石，当然也读不懂斯大林。其实此时的斯大林真的是在盼望马歇尔“调解之成功”，马歇尔与斯大林在分工合作以期瓜分中国。蒋尽管对马歇尔忿恨，但对美国仍坚贞不二。5月11日，蒋介石接到苏驻华使馆邀其访苏的迫切请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其对美国的忠心：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
对美虽忠心如此，又有当月20日四平攻坚战的胜利，蒋还是没有换回马歇尔的“回心转意”，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蒋公此时很可能将马歇尔的“强烈要求”当作对他忠心的试探，1946年5月31日他在日记中透露出内心“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痴情：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
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对此，蒋介石以极复杂的“闺怨”心情写道：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他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两个人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差别只在于他们代表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中国前途。今天不难假设，如果当年蒋介石取胜，他的政府带给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尼赫鲁带给印度的那种“拉美化”的中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 然而，即使蒋介石的这点“半独立性”马歇尔也不允许，马歇尔要求的是中国事实上的南北“分治”（实质就是南北分裂！）。马歇尔在当月写给杜鲁门的信中作出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付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
全信读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下逐客令，意即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停止内战，美不仅将重新考虑对华援助，而且美国不惜“换马”也要达到“停战”的目的。此时，杜鲁门“停战”的潜台词与马歇尔一样，就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与共产党以长城为界形成南北朝。 8月14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军队“国家化”，8月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蒋介石在8月30日日记中痛心疾首地称：“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但生气归生气，美国的支持还是不能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11月4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连同与美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据司徒雷登说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美国《世界报道》杂志披露，蒋介石在获得美国剩余物资之后不久，“已允许美国军舰在30年内可以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美国军舰可以据此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占领中国的一切港口。8月31日，蒋介石又与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其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任意飞行。 安抚好美国后，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解放区的张家口。12月1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回答蒋提出的“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的问题时，马歇尔直告蒋介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与共产党打下去，将得不到美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地说，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自信在今后9~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鉴于蒋介石的不妥协，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内战的“调停”。杜鲁门哀叹道：
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
其实，杜鲁门这是借酒说胡话。明眼人——比如北面的斯大林——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如果这句话稍改一下就是：蒋介石如果听了马歇尔的话，中国倒也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在华美国人都像马歇尔那样只站在美国立场考虑中国问题。蒋介石坚持军事占领东北，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并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 拉铁摩尔告诉这位大使，“他同蒋介石讨论过东北问题，他只好说服他不要放弃东北，不要‘注销’东北，而设法使东北与中国重新统一。”蒋介石不听马歇尔“建议”，坚持占领东北大概就是听了拉铁摩尔“不要放弃东北”忠言后的具体行动。 1947年蒋介石率先打破国内“冷战”僵局。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3月19日，占领延安。由此，国共两军全线开战。至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共歼敌75万人。从此改变了中国战场形势，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这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军事上的败退，再次给美国在中国推行导致中国南北分治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换马”的机会。美国准备物色在中国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取代多少还有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1946年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石家庄后的第二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12月25日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但围绕副总统一职，各派争夺激烈。其中李宗仁的实力最强。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内部：
大家越来越感到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
当天（3月31日）在同一份批呈送报告中，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对比鲜明的报告。一份是蒋介石的“主要动向摘要”，总意是蒋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透露：
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中华民国政府军事事务局局长）和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
这些对美国有“独立于美国”感情的人士中，就是没有李宗仁。在同批报告中，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递上李宗仁宴请他并向司徒雷登表白的政策主张。结合上面两份报告，此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大有一种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隆重推荐”亲美才俊的感觉。报告说：
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蒋介石）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
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
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秘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4月29日），李宗仁就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
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司徒雷登——似乎在给李宗仁“接班”铺路——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总是“捷报频传”。5月13日，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 5月14日，司徒雷登同时呈报两份报告给马歇尔。一份是说蒋介石“他已经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而“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另一份则对中国形势发展作出蒋介石可能下台，中国划江而治的预测：
（1）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运动。 （2）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a）一个联合政府；（b）区域分割；（c）在美国的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3）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
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 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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