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3、4月间，美国在硫磺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
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至少）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二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 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就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
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 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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