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 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 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 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话说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开始在香山双清别墅分别约见南京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和南京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谈话。 另有一说时间与此不同。据余湛邦记述:毛泽东从4月2日至7日,在香山分别会见了6位代表及秘书长,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与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与刘斐;第四天李蒸与卢郁文。 且说4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请张治中吃饭。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握手,他爽朗地说: “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本来,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心中很不是滋味。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诚恳真心,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稍有如释重负之感。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在谈话中说: “蒋先生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先生主持。蒋先生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张治中说: “若按照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的联合政府方案,国民党应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说: “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说: “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答道: “不是的,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周恩来补充道: “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 张治中说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的美德,非常感慨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治中谈到了他对外交上的看法,他主张对苏美并重。 4月9日,邵力子应毛泽东之邀,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邵力子立即给夫人傅学文写了一封信,要她马上到北平来。 毛泽东单独会见了章士钊,交谈了湖南的情况。章士钊说: “程颂公主张真正的和平,从武汉回湖南的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也有意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不过陈明仁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心存顾虑。” 原来,章士钊在1949年3月份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会议的程潜进行了一次长谈。章士钊向程潜介绍了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说:“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的,绝后还不敢说。毛泽东对你颂公倡导和平期望殷切,决不会当战犯看待,而且将予以礼遇。时代在进步,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还不如让共产党来搞吧!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章士钊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他如何赞助黄兴,如何支持孙中山,如何反对蒋介石,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当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章士钊了解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真实意愿。他所说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在四平战役时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毛泽东听了章士钊的一番说话,便说道: “如果颂公为湖南3000万人民着想,坚决走和平道路,即使此次和谈不成,李宗仁、白崇禧重启战端,湖南也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这对全国特别是等待解放的地区,影响很大。至于陈明仁,只要他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可以对他既往不咎,决不会追究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嬴,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的。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4月10日,刘少奇到了天津。 后来,刘少奇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我们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就是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 “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 “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 后来,刘少奇一直到5月2日才回到北平。 4月11日,毛泽东为了争取和谈取得成果,在长江汛期即将到来之际,仍然指示渡江战役前委,将预定渡江时间推迟1周。 4月12日,中共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从南京返回北平,同机到北平的还有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 4月12日以前,国共和谈双方代表没有举行正式会谈,仅限于相互交换意见,沟通思想。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草案的内容,是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8项条件,分列出具体条款。 周恩来还通知说:晚上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始正式会谈。 13日晚,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4月14日下午,春日煦煦,令人怡然,同属桂系的黄绍竑、刘斐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不无忐忑之感。 刘斐,字为章,湖南醴陵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颇有威望。本传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张治中一起同共产党谈判。 黄绍竑、刘斐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的诚挚热忱,以礼相待,使黄绍竑、刘斐愧悔不安,对毛泽东顿增敬意。 黄绍竑、刘斐进入客厅不久,朱德也来了,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黄绍竑、刘斐看到朱德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京后的生活情况,又问刘斐: “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 “是,我是醴陵人。和主席是邻县老乡。” 毛泽东对刘斐不是不了解,只是以前没有见过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周恩来和王若飞由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那个时候,刘斐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协同周恩来做过不少有效的策应。因此,毛泽东对刘斐的印象是很深的。他很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啊,你是醴陵,我是湘潭,山水相连,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紧张的心情减去了大半,他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 “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泽东边说便打手势,语气亲切,他站起来板着手指头说: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那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绍竑、刘斐的面前说: “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讲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问道: “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 “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 “好吧,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蒋介石是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严肃的政治话题,经毛泽东风趣地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敲打着稿子说: “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刘斐说: “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对,不对,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他说完,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点头。吃饭前,朱德走了。毛泽东同黄绍竑、刘斐边吃边聊,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试探毛泽东,他说: “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马上明白了刘斐的用意,就笑着说: “平和,平和,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大笑起来。毛泽东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刘斐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他马上表态说: “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毛泽东问道: “为章,你看国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建设好?” 刘斐想了想,回答说: “100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连年争战,闹得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执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谈何建设?” 毛泽东动情地说: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刘斐闻听此言,兴奋极了,感叹道: “古人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在回宾馆的路上,刘斐的心情很不平静。毛泽东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刘斐深感耳闻不如一见。回到宾馆,正巧周恩来来看他们,刘斐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周恩来,并说: “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周恩来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4月14日晚,张治中代表南京代表团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力求词句和缓,避免刺眼的字句;对中共的草案也有若干修正,总共提出了40余处的修正意见。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在谈到解放区的经济政策时,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4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根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的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4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陶鲁笳,1917年2月出生于江苏溧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作。他这次和毛泽东谈话后不久,从9月开始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这个定稿的协定接受了国民党代表在修正案中提出的20余条意见。中共代表表示:对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和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两项表示不能让步,在其他问题上,还可以做些调整。 晚9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勤政殿举行了第2次谈判,双方讨论时就战犯、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内容作了修正,最后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周恩来说: “各位先生,我想最后强调3点:第一,必须立即将国共双方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第二,人民解放军必须接收各地政权。第三,这次定稿为最后稿,20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军就渡江。此3条不能再让步,如再让步就失去了8项条件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邦邦的。也许南京代表团的朋友觉得我们太认真了,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 张治中表示说,原则上接受协定,明日即派人去南京请示,待后答复。他接着谈个人的感受时,把国共两党之争比喻是兄弟之争。周恩来马上说: “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喻,如果指我们两个代表团是可以的,但是如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张治中自知用词不当,也不再辨白。 张治中等人回到住处后,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最后定稿已经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一多半。大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黄绍竑说: “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小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午夜1点多了。 4月16日凌晨2点,周恩来听说黄绍竑被推举为回南京请示的代表,立即约见了他,鼓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周恩来再次对他说: “为了尽快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请你告诉李、白二位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二位先生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 请你转告李、白二位先生,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先生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进攻,只要守住1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凌晨4时,周恩来又马上单独约见屈武。屈武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担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说: “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神色冷峻,他说: “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周恩来问起新疆将领和陶峙岳的态度,屈武将自己所知详细作了介绍,又说: “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脸上微露笑容,说道: “文白先生是个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周恩来马上将此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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