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祭

九 缺失文献的记忆

　　在八大刚结束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从国际和国内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已严重关乎着新生政权的存续，五七年即在思想领域开展了整风和反右运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同时，也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只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千头万绪，复杂多变，每一个事件都在消耗着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党内高层的其他人又不堪胜任，后一个指示就被迫搁置了起来。

　　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刚刚就绪，毛泽东的思想重新回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希望形成一个与新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上层建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途，由于高层的不理解，层层设卡，处处掣肘，导致毛泽东最终被迫发动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至今仍垢议不断，有待时间的评判。

　　那个时代流行这样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深谙此道的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在各行各业，都树立了使人们敬仰的大公无私的典范，带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又一大要素。

　　一九六四年，他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慎重调研，先后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工农业战线上竖起了两面鲜艳的旗帜，使社会主义建设有范可依，有迹可循。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七百多亩土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块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不到二百斤。一九五三年，陈永贵一班人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 开始走合作化道路，凭着人们的公心和组织起来的力量，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垒砌了层层梯田，并凿山架桥，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十年后，亩产就增至七百多斤。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把大寨变成一片泽国，房倒屋倾，梯田坍塌，庄稼被毁。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但保证了自给，当年还足额上缴爱国粮。次年三月，毛泽东看到了大寨的事迹报告，立即组织调查核实，后半年即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家父回忆起在那个年代到大寨参观时的见闻，颇有感慨地说：那时正是护青时节(注：庄稼即将成熟，社员着意看护)，远看层层梯田，满山葱绿。来到近前，从山下往上看，只见石头不见庄稼，从山上往下看，只见庄稼不见石头。参观的人都表现出了钦羡和神往，赞叹称奇。由此，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见一斑。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一经发出，体制初成、蓄劲待发的人民公社便显示出集体的、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公社社员们战天斗地，修建梯田，平整土地，筑水库，引水渠，短短的几年间，创造出了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想都不敢想的业绩。

　　林县红旗渠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被誉为“人工天河”。林县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凿山架桥，从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工程，使几千年水贵如油、靠天吃饭的林县人用水不用愁，清泉遍地流。如果把这些水利工程的土石方筑成高两米，宽三米的防护墙，可纵贯祖国南北。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闭幕后，为了“吸收新鲜血液”，保持党的活力，决定“吐故纳新”，从最基层的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逐级往上的整党建党工作，把在走集体化道路以来涌现出来的大批大公无私、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基层干部逐级锤炼，提到领导岗位，与先期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以后逐批解放)一起，担当起各项工作的重任。

　　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尉凤英、姚连蔚等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从基层，从工业、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他们在中共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和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分别当选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全国四届人大上(朱德当选委员长)，或当选人大代表并被选为副委员长，或进入周恩来组阁的政府并出任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工农兵代表达到百分之六十七(现在，几亿农民工只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四)。一九七六年，十月惊雷后，他们虽未与各级干部一样被作为“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和“双突干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处理，但也被迫在几年之内逐渐匿迹隐退。

　　三十多年后，我们当地，这批人已年过花甲、古稀，有的甚至已到耄耋之年，我与他们谈及此事，他们或曰“心有余悸”，或曰“不提那事”，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他”，即使略有提及，也是“欲说还休”。可见当时迫害之烈，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之深。

　　现在再来接触、研究、反思他们，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像陈、吴、李、尉、姚等一样,是具有“贫下中农好品质”和工人阶级献身精神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却都被描述成青面獠牙、红头发蓝眼睛的怪物，“三种人”、“双突干部”都是对他们污蔑的“不实之词”。轻轻地以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模棱两可、难以考究的混沌之词，就把所有的造谣、污蔑、歪曲、诅咒泼向文革，然后却以“文革宜粗不宜细”的说辞，并冠以蛮横的“不争论”，把他们的真相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中，以达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世盗名、趁火打劫之目的。

　　其实，打砸抢分子确有其人，但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反对者。从艰难搜集到的资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震惊全县、令人发指的几期血案、命案，没有一期是他们所为。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有了一些武装(当时叫“文攻武卫”)，遏制了更多的血案、命案的发生。Y在回忆起往事时，像是自语、又像是倾诉地说道：“那次我如果下令开枪，至少是十年的徒刑。”事过几十年，饱经沧桑他，考虑的仍然是对自己的约束和对社会的责任，不以制止了一期血案的发生而为自己邀功摆好。由此，他们的品质窥一斑而知全貌。

　　在全国，正是他们上千万人的集体“遇难”，重创了毛泽东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斗私批修等等，同时也重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上慈下孝，三省吾身云云。自此，一开中华民族道德滑坡、风气糜烂、社会腐败、民众迷茫之滥觞......

　　整党建党工作告一段落后，在一班崭新的、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推向高潮。

　　一个偏远小县，也卷入了这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七五年，恢复各级党委时(六八年成立各级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党委职责)，根据原行政区域及境内地理地貌，为便于生产管理，划分出HC、DP、FP、JX四个新的人民公社，前三个公社的地理、地貌属于荒土丘陵，地上无树林，地下无矿藏，水源奇缺，典型的靠天吃饭，亩产只有三、四斗(合一百六十斤)。历史上，每到春荒之时，他们就到情况稍好一点的山里面求亲告友，借贷度荒，夏收时再如数奉还，如此年复一年。如果遇到旱灾，则更是苦不堪言。

　　这几个公社的划分，为几地的专项治理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可以根据各自辖区的特点，统筹规划，全力以赴做好农田水利的建设工作。

　　已退休的WSC回忆，我们DP乡(前公社)吃粮的解决，都是七三年到七五年WFJ书记打下的底子。那时，一到冬春农闲时，W书记就领着学大寨，修梯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我当时十八、九岁，是学校团支部书记，负责把工地上的好人好事编写成宣传材料，组织学生到工地宣传。没有高音喇叭，我们就把学生五米一人，一字散开，一段一段地往前接力宣读传递。经过三个冬春，平整了土地，修起灌溉网，把QG水库(大跃进时修建)的水引入了千年缺水的土地，再加上种子、化肥的使用，七九年、八零年亩产就有小千把斤。

　　FP乡(前公社)的WMX清楚地描述当年修梯田时分配任务的情况：那时，根据个人劳动力的强弱，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公开评议每个人的劳动日工分值，简单的说就叫“评工”，评出的有十分、八分、七分等不同的分值(大队干部也不例外，只有民办教师可以照顾为十分工)。在修梯田分任务时，如果一百个土方的任务需要一百个工分值，就按每人的分值安排十到十几个人，凑足一百分领取这段任务。所以，劳动力的搭配和任务的大小安排的极为科学、合理，社员在劳动中都主动协作、干劲十足，争先恐后。

　　包产到户后，放弃了这种方法，又采取最原始的按人头分任务的办法，强势欺弱的情况开始出现，导致民怨鼎沸。JX乡的LWY说，七九年、八零年，我还在上学，家里就几个姐姐，缺劳力，修梯田时，按人头分任务，姐姐们使足了劲，结果也总是落在最后。星期天我去帮工，发现两边被人留下很多活尾巴，上面是一米宽的任务，到下面能成一米二。我很生气，也没办法。

　　HC乡六十六岁的CQ(前公社社员)，丈夫脑溢血卧病在床，两个儿子及儿媳给人打工，收入微薄。自己现在侍弄着四、五亩庄稼和一些菜地，支撑着十口人的生活。她回忆起往事时说：五八年炼钢铁，我是学生班长，带领同学们捞河砂。毕业后，参加了大队的工作。七〇年结婚，七四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正赶上学大寨修梯田，去的稍晚点就要被批判。

　　对此，她没有半点怨言，反而平静客观的做了点评：ZGD书记有错误，也有功劳，他虽然脾气火爆，工作粗糙，伤害了一些人，可工作时又肯下身份，雷厉风行，敢说敢干，带领群众平整土地，修建的水利设施，造福了一方百姓。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是为了捞钱?浇地的水渠塌完了，也没人问一问。

　　这些话也勾起了我的记忆。母亲是小学教师，虽是公立的，但长期从事农村教育。我当时随母亲在MZ小学上学，住宿被安排在社员家里，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天早、中、晚的吃饭时间，大家都端着各自的饭碗(饭菜)，来到饭场(宽敞一点的村中空地)“会餐”，在吃饭中间，生产队长已把饭后的工作安排的妥妥当当：XX带几人到X地干X活，XX带几人到X地做X事......

　　饭后，队长一敲钟，大家都自带工具，按工作量的大小，五个一伙，八个一群的众寡不一，各奔一处，各司其职，在愉快的欢笑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七三年，我十一岁，上小学三年级。这年冬天，利用寒假，老师带着我们，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爱集体，爱劳动”，到TH公社的渔场义务挖鱼塘。同学们按身体的强弱搭配，分成十几个小组，分别翻土、装土、挑土、运土。大冬天的，大家都穿着单衣，你追我赶干的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没有什么人藏奸耍滑的。每天中午，渔场管一顿饭，猪肉白菜炖粉条，白面大馒头，管够。工程结束，看到我们亲手修成的一方方鱼塘，隐隐的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就从心底升起。这次我还得了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

　　那个年代的模范，除了奖状，有时还会奖一本笔记本，或者一支笔、一个暖壶、一个茶缸、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件背心、一张钢锨等等。人们看到的不是他的价值，而是他的荣誉。毛巾往往舍不得使用，笔记本也要珍藏很长时间，舍不得落笔，暖壶、茶缸则要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大红“奖”字朝外，向来客显示自己的荣耀。

　　七五年，我已转到“五.七”学校(后改称县直)上学，印象中一直在机关工作的父亲这时也下乡搞梯田。寒假里，我曾骑自行车到HC公社QT大队看望父亲，亲眼看到了农业大会战的场面。与我们挖鱼塘相比，这里简直是另一个天地，场面更宏大、更壮观，起伏的黄土岭上，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是劳动的人流，秩序井然，川流不息......

　　这只是全国几亿公社社员学大寨的缩影。中原大地，塞北江南，到处是他们奋战的场面，他们使用着镐头、头、钢叉、钢掀、箩筐、架子车(是一种在农村和农田使用的半机械人力运输工具，即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极力推荐的“胶轮车”，在农田建设中功不可没。)这些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完成了人类农业史上最伟大的事业——换地!

　　这年，父亲带回一篓苹果，约二、三十斤，让我们兄妹三人一解馋虫。三十多年后，父子闲话时，我才知道了苹果背后的故事。

　　七四年，QT大队的领导班子有了矛盾，县核心小组委派父亲实地解决，事后，与大队支书MBL一起带领社员修梯田，父亲又从县里调来一个技术员，测绘后，因地制宜，多方兼顾，利用修梯田采挖的土石方，于七五年在QT大队MG生产队建起一小型水库，并入HC公社灌溉网。

　　这年秋天，父亲从QT大队带回了三篓苹果，两篓分别送给两个一直关心QT大队工作的县委领导，一篓归了我们兄妹。七八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父亲一干人被变相软禁在县委党校，隔离审查，那时我也不能见到父亲。半年下来，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就提到了三篓苹果，说是受贿。结果，到QT大队一查，是付过钱的，唯一的问题是付的出园价，最后是补齐了零售价完事。

　　在全国，截止一九七六年，人民公社已基本完成了耕地面积的梯田和水利设施建设。此后，他们这批人就发配的发配，坐牢的坐牢，父亲被发配到FP公社。而他们工作的成果也开始显现，农业——已经蓄劲待发。

　　六十年代初，经毛泽东批准，开始与西欧十余个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除了近百个高精尖的工业项目外，还专门有农药化肥。七二年的“四三方案”开启了新中国第二轮工业化高潮，期间，各种大、中、小型化肥厂也开始兴建。

　　与此同步的种子改良也渐见曙光，六四年始，以农业科研院校为龙头，在中国农村，农业科学实验遍地开花，社社都有农科所，队队都有试验田、试验站，七十年代后期，终于结出了一批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丰硕成果。

　　七九年、八零年以后，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水利、土壤、良种、化肥四大粮食增产因素的基层上，粮食产量猛增，从历史上的一、二百斤，增长到七、八百斤。这些功劳的花环，以后都被无耻地戴在包产到户的光头上，给历史留下一天大的笑话。

　　关于公社社员的收入分配，现在能见到的材料，有最早从五六年开始、群众意见很大、被毛泽东否定、于六二年取消的“三包一奖”，公社早期的供给制。六一年、六二年，毛泽东开始考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资制二者的结合，二者的比例初定三七开。今经多方证实，供给制(人)与工分制(工)一直实行到人民公社解散前夕，各地执行的有人六工四、人五工五、人四工六等说法不一。使欠工户和长工户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顾，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增进了人们相互间的感情，对维护社会道德、社会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

　　这里有一个很直观而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

　　据DZ乡GJ先生的叙述，他的祖父也是一个财主，约有百亩良田，一年，一场大水，化为乌有。此后，“一米八三，膀扎腰圆”的父亲也只能靠与人帮工度日，新中国建立时，一家人才分得了地主的一间瓦房。

　　这只是几千年私有、个体经济的缩影。稍有家业的财主尚且如此，众多清贫、赤贫的百姓的生活则更是难以述说。

　　而在毛泽东(人民公社)时代，由于公社的力量，大灾都得到了遏制或化解，甚至在萌芽状态已消解于无形。公社后面还有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统筹兼顾，适量安排”，执行返销粮(统销粮)政策，对于自然灾害带来粮食歉收或贫困落后没有能力达到粮食自给的地区，当年返销给口粮、种子和饲料粮，我们当地返销的主要是玉米、薯干和小麦。返销粮只加流通费用，所以，价格略高于当地收购价。这项政策一直执行到八十年代，从而保证了社员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小灾更不能为害人们。七十年代初期，曾有两件“小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WMX回忆，FP公社DP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场房屋(生产队存放集体财物的地方)失火，集体财产焚烧净尽，后经公社、大队协商，该生产队社员一分为三，就近并入相邻的生产队，各种待遇与原队的老社员一视同仁，略无差别;

　　YZ公社的YJS说：我们YZ大队有个老师叫LXL,家里的房子很漂亮，前后出檐，可以说是雕梁画栋。有一年，他家里突然失火，由于纯木质结构，抢救不及，瞬间化为灰烬。事后，大队给他安排了新的住处，除了公家给予的救济，生产队甚至外队的社员你一升我一篮地送来了粮食。我当时的感觉，比他们家里原有的都要多。

　　这些，都让人们感受到了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生活的有惊无险，“有灾无难”，让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温暖。

　　他们载歌载舞，以优美的旋律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他们眼乐心喜，用质朴的语言赞道：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然而到了

　　十 人民公社祭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八懒汉盟誓愿，平日怕吃丁点亏，而今要替人养子十八年。

　　从这时起，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个小岗村，在生产队时，他们唯恐别人占自己一丁点的便宜，出工时尔虞我诈，偷奸耍滑。现在却不惜触犯法律，也要私盟血誓分田到户各顾各，如果哪个坐牢，大家就替他把孩子养到十八岁。就是这样一群猥琐自私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狗屁不通的逻辑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回朔中华民族一八四零年以来灾难深重的历史，什么洋务运动，什么君主立宪，什么民主共和，什么实业救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回朔旧中国一九二一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什么攘外安内，什么曲线救国，什么东亚共荣，什么洋马列，什么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回朔新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慷慨豪迈的历史，什么剥削有理，什么民主秩序，什么包产到户，什么分田单干，什么洋奴爬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回朔十月响雷、一九七六年以来复杂多变的中国，什么英明一举，什么轮表法相，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什么救欧洲就是救中国，什么新海龟，什么佐利克的世行报告。只有毛派共产党人有原则又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开拓未来，才能救中国!

　　然而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新修改的宪法解散了人民公社，学大寨的声音也戛然而止。与国际接轨，理性的、洋味的“小流域治理”代替了充满激情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的结果，几乎把“建设”的成果毁坏殆尽，“三农”问题日渐突出。

　　逝去不远的五十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六十年代，七亿人民七亿兵;七十年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八十年代以降，变“为人民服务”为“为资本服务”，变“奉献型社会”为“消费型社会”，变“全民皆兵”为“全民皆商”，变“勤俭建国”为“有水快流”，变“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为“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变“交穷朋友”为“交富朋友”......如此一路走来，国际上弃朋背友，以邻为壑，小国任意欺大国;国内，昔日的主人——人民、公社社员，日渐沦落为屁民、弱势群体，十亿百姓不团圆。

　　资本是不讲道德的，它寻租逐利的本性注定了它的邪恶。看看各地的引资，“小资”引来“大资”的结果是，营造虚假繁荣的同时，也把当地的财富搜刮殆尽，却把贫穷和污染长期留给了当地人民。引来的“外资”更是如此，如果说有不同之处，则前者财富仍在国内，而后者更邪恶，已把财富转移国外，并且带走的更多、更远、更彻底......

　　然而，我们从此不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而是相信资本，依靠资本，膜拜着不成器的、邪恶的资本势力，整个社会都在浮躁的喧嚣声中，摸着石头走向深渊......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小民偶翻闲书，浏览至农村人民公社兴衰一节，心生感慨，臆念之间，撮土仰天祭曰：

　　呜呼!

　　适逢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初尝“组织起来”喜果的中国农民自发兴起，慧眼领袖喜见曙光、热情推举的农村人民公社蓬然兴起，数千年来的草民百姓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官称”——“人民公社社员”。一时人心焕发，大地改颜。人心焕发，六亿神州尽舜尧;大地改颜，春风杨柳万千条。

　　改天换地，千头万绪。赞者补缺糊漏，怨者诟骂乘隙。四年争斗，四年奋起，领袖力排邪议：屏退包产分地，树牢集体根基。至此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致完备，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责权分明，社员利益，严禁挪用。领袖“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设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框架初成。继而，为适应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是，华夏大地，秩序井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崇公蔑私，蔚然成风。亿万人民扬眉，千载邪祟匿踪。

　　一国兴公，万民意盛，领袖挥手指引，大寨昂然前行。劈山改河，战天斗地，平原如砥，山丘成梯。灌溉网络棋布，人造湖泊星罗，水绕山梁嬉戏，山献五谷丰硕。治出文景贞观，兆民安居，干部廉恭;盛迈康乾开元，万国来贺，海疆安宁。领袖表率，干群一心，辛苦优秀一代，幸福子子孙孙。

　　悲夫!一千九百七十六年，领袖薨然星陨，魔盒悄然缝启。公社进程，戛然而止。精英雀跃，义士扼腕;好猫喵呼，百姓长叹。厄运自此笼顶，忧患日渐成型。

　　哀哉!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幡然修宪，公社飘逝，社员星散。集体蜕为个体，国营变身国有。一字之谬，财产换姓，权力易手。自此，昔日主人，沦为屁民，贫富有别，生命有筹。

　　“民”富国危，民散业败。年旋月转，去日何多?灌溉网络颓废，人造湖泊干涸。梯田坍塌，平原如割。城乡差距渐大，三农问题日灼。天灾不断，人祸频多。百姓呼天唤地，血泪声声，仰天而泣曰：

　　呜呼!

　　人民公社，生产队，公社社员!

　　魂兮，归来!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