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祭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一九六二年初，由毛泽东提议，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再次讨论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这次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一种意见特别突出，与之前的集权主张刚好相反，认为农村集中过多，意思是主张分散、主张放权。

　　有些事情简直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六一年的十月以前，几年时间，人们坚决主张集权，经毛泽东多方说服，于十二月才统一了意见，决定权力下放生产队。一个月不到，六二年一月，生产队的权力尚未形成，他们却又要大放权，实在让人纳闷。

　　但毛泽东在不同意见面前，却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

　　之后，毛泽东讲了民主与集中的辨证关系，他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原则。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反对集中，对分散、放权情有独钟。最后，集中各方面意见，多方协调，终于形成一个为统一全党思想，便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比较满意的文件。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村。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即南下巡查，期间，修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二月底，他指示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湘潭韶山(毛泽东家乡)，宁乡炭子冲(刘少奇家乡)，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请示后，尽快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一九六一年二月初，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带领三个高级水平的队员，到天华大队调查，中旬，以好生产队的典型上报毛泽东。

　　广州会议后，四月十二日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的陪同下，在天华大队做了为期十八天的调查，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带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带枪保卫。期间，刘与天华大队女书记彭梅秀发生激烈冲突后，又写信调来一个由长沙县长带队的工作组，最后，得出一个与胡乔木完全相反的结论。不久，三十一岁的彭梅秀病逝。

　　这次，从三月下旬起，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士宅，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六月底调查结束(据毛泽东后来的讲话得知，此次长时间的调查，虽然时间宽裕，但工作却做得简单粗糙)，三个月时间，田家英一直没有踏入天华大队半步。四十九年后的二零一零年，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党组书记罗雄在党媒发文，纪念刘少奇的这次天华调查，却只字不提彭梅秀。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估计(他的口头报告被后来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篡改、歪曲，用以攻击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几天后，却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一时间，愁云又笼罩在高级干部的头顶，有人就开始打算“人愁生急门(注：办法)”。

　　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了解到湖南、河南、山东的农业增产有望。七月六日晨，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而北京等待他的却是一盆冷水。

　　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有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六月底，陈云就分田到户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

　　邓小平在会上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七月六日，毛泽东刚下车，陈云请求约见，约见时，陈云陈述了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而且来自党内高层的相当一部分人。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十七日，邓子恢再次向毛泽东陈说，“责任田”不是单干，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而且不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使毛泽东“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并且到处宣扬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使毛泽东极为不满。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下午，毛泽东问杨尚昆：“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重提这两个问题。

　　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印发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形成的文件有二十个之多，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得知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他的思路仍然萦绕在最基层的组织规模上，可见这个问题在他的整个经济思想及社会组织结构上的重要性。至今人们仍然没有做好这个课题，或者说，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比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倾注心血创建的生产队更好的、更科学的中国基层组织结构，而基层组织结构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民族，但宽厚中又带着懦性。旧中国之所以屡遭欺凌，就是一盘散沙的国家基础加上这种民族懦性，在西方狼性民族的眼里，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毛泽东毕生的精力就是要改变松散的国家基础和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后才能言及其他。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八月五日，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接着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注：《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各组讨论的情况，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主要观点和分析不够，这样不能展开。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要从阶级分析入手，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分析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

　　毛泽东接着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做了分析。

　　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刘少奇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说：“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说：“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注：为缓解经济困难，中央决定一九六零年起，三年内减少新增的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作检讨时表示，自己把情况看的太黑暗了，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他接着说：“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

　　从这些资料可以断言，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如果稍有松手放权，人民公社极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或在纷争中延期，全国人民四年的探索努力也将付与流水(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大字报上，与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一起点名批判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前者即指此事，后者则是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残酷打击农村基层干部的事情，即使誉满全国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也“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就像对待一个刚诞生的婴儿，是看到希望，满腔热情，精心呵护，关怀引导，使她健康成长;还是只看到缺点，看到困难，冷眼旁观，吹毛求疵，简单粗暴，横挑鼻子竖挑眼，为免麻烦总想舍而弃之。对农村人民公社，当时的中央高层正是后一种态度，初期，他们热情盲目，急于邀功，以至于纰漏百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却又消极畏难，像小脚女人一样裹足不前，自甘缩在老祖宗的桎梏下苟延度日。

　　其实，这是芸芸大众的普遍心理，许多事情之所以功败垂成，正是这种心理在作祟，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就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在构思初期，想法简单，信心十足;整理中间，材料搜集阶段头绪纷乱，眼花心烦，几欲收手。如果当时畏难收手，此文则不可能与您见面，前期工作也将纯属徒劳。以后再看到的则是不知何时、何人、何种角度、何种立场来述说的这段历史了。

　　毛泽东的坚韧、负责和远见异于常人，他顾虑到了这些，预见到了如果稍有懈怠，他的战友们将如何“演绎”这段历史。有鉴于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他放手后的混乱局面，扰乱了基层组织的建设，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次，他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放在人民公社问题上。

　　一九六二年的国际局势比一九五八年更为复杂，东南蒋介石骚扰沿海，西南印度越界挑衅，西北苏联挑起民族纠纷，东北黑龙江暗潮涌动。对此，他说：“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而稳定住了局势，使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正确英明。

　　而对诡谲的国际风云，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四两拨千斤，以一篇《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的檄文，便使周边险情烟消云散。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针对陈云等党内著名经济学家预测的包产到户需要四年，否则八年的说法，毛泽东果断地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实践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从而也证实了集体经济强大的活力。

　　对此，阴谋史学家、无良公知却集体失语。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讲话。他说：“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

　　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闭幕，至此，历时四年之久，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经全党努力、全国人民参与、多次反复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被正式载入宪法。

　　无论褒贬与否，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继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第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历史杰作之一。对这三大历史杰作，他的战友们分别做出了前后迥异的选择：第一件，他们主动参与;第二件，他们被动跟随;第三件，他们本能抗拒。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凸显出了毛泽东的冠绝群伦、卓尔不凡，凸显出了他历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怀。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事业要出现不可避免的反复和曲折。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臻于成熟，标志着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许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兑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先她出现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企业、以流通为目的社会主义商业以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共同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掠过喜悦的人群，关注着那更深髓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