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祭

　四 庐山的干扰(第一次反右)

　　七月初，为继续解决人民公社及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不料，半路杀出个彭元帅，扰乱了纠“左”的进程。

　　这个彭元帅指挥战役是一员虎将，但在战略问题上却屡屡出错：一九三零年，毛泽东率主力红四军进军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时，彭元帅率红五军坐守井冈山，偏听永新县委的一面之词，任其屈杀王佐、袁文才，导致当地民心丧失，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直到建国前夕方才收回;一九三三年，为迎合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不听毛泽东的苦口劝说，率主力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赣州城，三十三天未果，致使数千将士殒命城下，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解救下，方才撤出险境;一九四零年，未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在战役上取得了可观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使国民党和日寇达成默契，先后抽出力量对付共产党：间接诱发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损失了新四军军部及九千将士;直接导致日寇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大扫荡，使经营多年的八路军主力三折其二。

　　这次又是这样，本来，会议采取温和的、说服的办法进行，就在大家欣然接受批评，纠“左.”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彭元帅虎性又起，坚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骂娘，引起公愤，加上他们一群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非议，“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受到大会的批判。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停止了纠“左”，提出了反右的主张。为一九六零年“左”倾复燃，“五风”回潮，农村受灾埋下了隐患。

　　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曾感慨道：从(注：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因素。

　　农村各地开始整社后，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提醒人们警惕反右又必出‘左’的现象。

　　但提醒收效甚微，最终导致了

　　五 灾难的形成

　　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特别是河南比周边各省更甚，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灾情时说：“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灾害中，入冬以后，初步组织起来的各地农村，都依靠公社的力量，开始大搞水利，周恩来说：“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大家都信心百倍，意欲三个冬春变水害为水利。

　　面对群众的热情，毛泽东支持中带着冷静，更有对民力的珍惜，主张：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由此，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十八年间，全国共建大中型水库八万六千余座，小型水库及塘坝更是星罗密布，难以计数。

　　毛泽东去世后，人民公社解体，在个体经济的农村，大部分水库只是常年使用，荒于维护。即使维护，也只是做些“面子工程”，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三十年后，相当一部分已成险库，有的因城乡住房建设，库容回填，有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库容，且主要用于私人承包养鱼，开发旅游，搞经济收入，很少用于抗旱浇地。即使浇地，集几亿公社社员创建的这些库坝，却要向那些极少数的“好猫”付费，才能得到点滴的“恩赐”。

　　一九六零年二月底，针对人民公社工作中复燃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左”倾现象的抬头，毛泽东特意批示全国“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纠正缺点错误。”但并未引起重视，到三月下旬，各省的情况相继报来，各级干部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重刮“共产风”有增无减，毛泽东非常愤怒，语气开始严厉：“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但是，“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

　　三月至五月，又多次提及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他对于反瞒产私分尤为反感，特别强调“哪个要反瞒产私分?......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旗帜鲜明地支持“瞒产私分”：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五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详细地询问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其实，在信阳，由于基层干部强行征购粮食，反瞒产私分，已大量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已达几十万人，又层层封锁消息，一直到十月底，这些材料才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紧急处理以后，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富有天下，却依然清贫”的毛泽东，定下了“三不”协议：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此前不久的八月间，由于国际、国内工作的压力，毛泽东体力大耗，对生活一向没有什么要求的他，曾对值班人员说过，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看到此，忍不住鼻头发酸，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控制着了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此协议一直执行到七个月后的夏收时，期间，周恩来多次劝说无效，以至于长期腿脚浮肿。

　　与封建君主虚伪的“罪己诏”相比，毛泽东此举真情所系，更具垂范作用，周恩来、朱德以下大都节衣缩食，“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在这期间，YX地区成立生活检查团，家父当年是检查团成员之一，随同巡查了YX各县，生活虽然清苦，各级干部却与社员群众同锅吃饭，不敢有丝毫特殊，共同度过了三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六 整风整社(第二次纠“左”)

　　面对信阳事件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迅速做出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工作的决定，以肃清“五风”。毛泽东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

　　十一月二日，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修改后，三日下午“用电报发出”。

　　在毛泽东对指示信原稿修改的用词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心情：“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是他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他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他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的“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他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这些，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现在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十一月中旬，为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力量，决定抽调万名党性强、有能力的干部下放基层。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注：毛泽东从来不回避、不隐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探讨这段历史的人深思：“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经过十五年的奋斗，公社、大队的集体经济逐步壮大。一九七五年七月，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正式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从小队向大队核算过渡。可惜，因毛泽东的去世人而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在立足长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毛泽东也始终在关心着农民眼前的利益，在寻找着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自留地，他总是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关于粮食价格，毛泽东提出，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至于这之间每年十亿元的差价，则由国家来负担。这样既稳定了社会，又照顾了农民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之一。

　　讲到退赔问题，毛泽东这一次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属于政策失误，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关于整风整社，重庆市长寿区有这样的描述(长寿新闻网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长寿县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主要是贯彻“十二条”，重点是整顿落后队，全面开展退赔工作纠正干部“五风”，解决农村各级领导核心问题，确立和巩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第二阶段，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九月，主要是贯彻“六十条”的规定，组织退赔兑现。同时，贯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承认差别，克服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三阶段，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主要是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搞好生产和收益分配，作好组织处理工作。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整风整社工作：

　　一是纠正了“共产风”，并实现初步退赔兑现。中共长寿县委制定了《关于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兑现的意见》。各公社、管区和县属各部门、单位，根据县委的意见，对平调的物资、钱粮和劳动力等，进行逐队、逐户清理、登记、造册。根据清理出的平调物资和资金，组织退赔。

　　二是调整了社队规模，确立和巩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长寿县在整风整社中，撤销了原来以区为单位的大公社，调整为四十三个人民公社;将原来的三百七十二个管区，调整为五百八十八个大队、六千一百四十三个生产队。恢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权归生产队，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在生产队使用(即“四固定”)。

　　三是整顿了各级组织，落后社、队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调整、撤销或处理一批“五风”严重，特别是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群众意见大的干部，重新选举或配备新的干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四是贯彻了党在农村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大集体、小自由”的经济政策，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五是教育、挽救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使干部作风发生大的转变，干部队伍得到加强，党群关系得到了改善。

　　七 调查研究年

　　时间刚跨入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就以商量的口吻和大家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由六个组员组成的、高级水平的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用十天至十五天时间。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再用一个月调查工业，而后到广东与毛泽东会合。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月中旬，调查组出发不久，毛泽东即蹬车南下，在专列上先听了浙江和湖南的汇报，针对基层的体制，他说道：“县、社规模太大，大了管不好，管不过来。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并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一再强调：“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还是要给农民留自留地。”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从中央到地方，只有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注：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他的想法，已经接近最后定型的生产队的权力和规模，基本接近客观现实。

　　毛泽东多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大家，可惜，总是没人响应。

　　当听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他说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称职，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汇总了广州调查组的意见后，又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即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这时，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思路逐渐成熟，决定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在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过程中，对划小社、队规模，仍有反对意见。毛泽东多方说服，再次强调，公社、生产大队规模要划小，过大了对生产不利。同时又提出了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要人们研究。

　　三月十五日，广州会议召开，毛泽东印发了几个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并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希望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二十二日，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提出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六十条”统一了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律叫生产大队(注：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广州会议后，以“六十条”草案为蓝图，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刘少奇于四月中旬到了天华大队。

　　在这轮调查中，分配问题又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他对邓小平、彭真赞赏有加的“三包一奖”予以否认，指出“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汇报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总结道：“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毛泽东把分配的着眼点还是放在工资制和供给制的结合上：“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具体如何划分这个百分比，他尚在思考之中，还需要到实践中、到群众中间去寻找真理。

　　关于以生产队(注：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三月广州会议上提出已经半年，仍然阻力重重，他多方调查，反复思考，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

　　九月二十九日，他根据河北、山东、湖北省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注：这是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算起。这期间，正是八大后，中央政治局提拔新人，中央分设一线二线，毛泽东“半赋闲”，把权力交予一线领导之时，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当家”之时)，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之后，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极力称赞农村“六十条”、大包干，反对“三包一奖”、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后，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间，却以大包干的名义，完成了包产到户及分田到户。

　　为了使“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

　　根据调查的情况，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决定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注：那时全国的农村户均大约四~五人)为宜。初稿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修改宪法解散了人民公社，如期完成了他的意愿。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起，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注：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的分配方法在“六十条”中也是几经反复)。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形成决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毛泽东在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束缚之难，也可以见到毛泽东工作作风的耐心、民主。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六十条”的重大调整。

　　这是毛泽东发起、集全党之力、用一年时间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对中国的后续发展做出的科学决策。毛泽东每走出一步，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能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靠的是他提倡并践行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耐心地指导各级干部和他一起，带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再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决定后，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他特别强调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当听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