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褒贬与否，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继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第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历史杰作之一。对这三大历史杰作，他的战友们分别做出了前后迥异的选择：第一件，他们主动参与;第二件，他们被动跟随;第三件，他们本能抗拒。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凸显出了毛泽东的冠绝群伦、卓尔不凡，凸显出了他历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怀。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事业要出现不可避免的反复和曲折。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臻于成熟，标志着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许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兑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先她出现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企业、以流通为目的社会主义商业以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共同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掠过喜悦的人群，关注着那更深邃的远方......

　　一 公社的兴起

　　二 “五风”的出现

　　三 第一次纠“左”

　　四 庐山的干扰(第一次反右)

　　五 灾难的形成

　　六 整风整社(第二次纠“左”)

　　七 调查研究年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九 缺失文献的记忆

　　十 人民公社祭

　　一 公社的兴起

　　现今，在农村生活过，五十岁以上的人，拉起闲话，时不时会说：俺队怎么怎么，俺几队怎么怎么。言语中间满是怀念和追忆。这里说的队，就是农村人民公社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在几千年的人类活动史上，仅存在了短短的二十四年。

　　说起人民公社，说起生产队，就要回溯到一九五八年。那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九个年头，农村的基层组织结构由几千年的个体私有，经过互助组(一九五一年兴起，十户左右组成，农具自有，互相帮工)、初级社(一九五三年兴起，约二十——三十户，互相帮工，部分农具入社统一使用)、高级社(一九五六年兴起，约一百——二百户，生产资料统一入社，由社统一分配生产任务)，在全国，成立的时间虽略有出入，但集体公有的性质已大体形成。

　　就是依靠这初级的公有制和初次风行社会的新意识——公心意识，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的上游昌平明十三陵，十三陵水库破土动工，四十万义务劳动的大军日夜奋战在水库工地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亲自到工地参加劳动，到六月三十日，不足半年时间——一百六十天，水库竣工，七月一日举行竣工典礼。初显了公有制和公心意识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毛泽东由此看到了公有制的曙光，预料到她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穷的活力，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因此，一反过去由他总结的、且运用娴熟、成效显著的选点试验，取得经验，以点带面，全面铺展的工作方法，三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启动了大跃进的按钮。同时，为防过热失控，他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对河南、辽宁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计划、高指标“怀疑是错误的”，要求《人民日报》在宣传时“要留有余地”。几十年后，吴冷西回忆起往事时，对自己顶不住压力(可见压力之大)，没有替主席把好宣传关，助长“五风”盛行，仍感内疚。

　　一九五八年前半年，由于已经初步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劳动力的高度集中，在农村中已开展了小社(高级社)并大社的工作，七月中旬，有的地方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这在大幅度地激发生产力、推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为后面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价，要看他的主流，如果主流是好的，就要予以肯定，反之，就要予以否定。至于非主流，只能做为参考因素予以分析、引鉴。对这件事，应该也是这样。

　　四月二十日，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八月初，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后，像对待任何健康的新生事物一样，对于刚萌芽的农村人民公社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由衷地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赞叹，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为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创造了舆论条件。毛泽东曾谦恭而又自豪地说：人民公社我没有发明权，可我有推广权。这年的年底，他初步总结道：“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八月二十九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不是空想。但是，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并第一次提出实行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等文件，九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全国响应，开始积极筹建人民公社。二十九日，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十月底，入社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一。

　　陆定一曾回忆起当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展望：“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把他对人民公社的厚望表露无疑。

　　至于他的主观愿望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能实现目的，变为现实。那就要像他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吻合了，就说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说明理论符合实际，是正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毛泽东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这需要兢兢业业，需要聪明睿智，需要坚毅沉稳，需要豁达大度。这些，毛泽东都具备，三十一年的历史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在每个时期，他总是能根据自己对客观外界的了解，制定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针、计划、政策、方案，用于指导党的实践。而在实践过程中又不断地修正着主观的方针、计划、政策、方案，以符合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现实。如此孜孜以求，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

　　然而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羽翼的庇护下，“反攻大陆”愈演愈烈，连续骚扰东南沿海，而美国又在中东不断滋事。面对强横，毛泽东决定遛一遛美蒋，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局势上，用于部署“炮击金门”，巩固新生的政权，而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筹建工作就交与了一线的领导。

　　不料，却导致了

　　二 “五风”的出现

　　一直有一个想法，毛泽东的胸怀、智慧、严谨及担当与同僚相去太远，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就注定了要一生劳苦——又要指方向、找道路，又要驾长车、训牲口，这样才能一帆风顺、遇难成祥。否则，一个招呼不到，就要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到延安，一路走来，无不如此。

　　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是路线确定以后，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宣传造势，全面铺开，并在工作中密切观察，随时纠正缺点和失误。而在本阶段工作将要结束时，目光和主要精力已转移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上，如此循环往复。如今，国际局势使他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同时，也可能有锻炼一线(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后，中央分一线、二线，一线的领导主持日常工作，而毛泽东则想腾出时间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意思，这辆车就交给了他们。

　　这不，现在又出问题了。

　　每个人思想的不同，调查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果、处理的方法也不同。七至十月间，刘少奇在山东省寿张县、河北省徐水县以及河南、江苏视察时,提出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主张。在山东寿张，称赞浮夸的干部“打倒了科学家”，出笼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在河北徐水听到狗肉汤浇出一百二十万斤山药时，就鼓励群众“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在江苏常熟，听到亩产一万斤的汇报后，指示他们“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同时主张拆散家庭，老幼男女分别军事化管理，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更不可思议的是，主抓宣传的邓小平，十月八日在天津霸县参观号称亩产十一万斤的稻田时，竟让社员群众把他及杨尚昆、刘澜涛、林铁等搀扶上稻堆，留影纪念，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而对此，毛泽东则多次明确给予否定，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王任重等省、地、县、公社领导和农民代表的汇报，当听到了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果断地说：我不相信。人们解释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他回道：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对着《人民日报》上五个小女孩站在稻堆上的照片，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可惜，这种声音压不住前面的声音。

　　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气候下，上行下效，我们当地和全国各省一样，也刮起了“五风”，吃食堂也开始了。

　　八十六岁的老同志张殿刚回忆说，五八年九月，我从DT乡调入HC乡，当时，苹果还没发虚(注：不熟)，乡长给我摘了两个苹果送行。到HC的第二天，HC、QB、城关三乡合并，成立城关人民公社，公社以下按营(大队)、连(队)、排(分队)建制实行军管。“坏就坏在浮夸、瞎指挥”，“一亩地下四、五百斤种子(注：当时收成好的地块不过八斗——三百余斤，正常亩产也就四斗左右)，耩不过来，就用锄搂成沟壕往里撒”。

　　吃食堂、共产风也盛行起来了。城关的周长发说：那年我六、七岁，公社成立后，搞共产主义吃食堂。我们是城关营十连，一连一个伙，开始都是桌上桌下，每桌摆几个盘子，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街上，吃完饭都去炼钢铁，红薯烂在地里没人收。时间不长，就开始喝稀饭了。

　　就这样，一个多月时间，吃完、败(注：挥霍)光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口粮，加上此后的自然灾害，形成了以后人们常常挂在嘴边、随意褒贬的三年困难时期。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初期的刮“五风”，在毛泽东去世后，后死者总是或明或暗地把风源指向毛泽东，明言或暗示后人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什么了“浩劫”、“灾难”。这次查阅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始终是在同“左”右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以清晰的思路，把握着中国这艘巨轮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正是“五风”最早的和最坚决的纠正者，正是他遏制了“五风”的蔓延，限制了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保护了人民(社员)的权力和利益，保证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二十余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余年的历程。

　　改开以后，重新刮起的“五风”甚至“七风”、“八风”，把国家这艘巨轮刮的风雨飘摇，百姓生存日渐艰难，又有谁能够迅速、有力地予以遏制?

　　而就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五风”刚刚刮起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已警觉，开始了

　　三 第一次纠“左”

　　毛泽东的又一大特点，是与一般人的“贪功诿过”不同，总是在工作出现过失，人们相互指责，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让功揽过” 。对人们在工作中的失误不是严厉喝斥、横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寻找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案。他曾说过：“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之所以他的身边总是群星璀璨，人才济济，除了人们对他智慧的折服、信赖外，他这恢弘的气度，不能不说是又一重要的因素。但这也给他身后心底阴暗或人云亦云、不明就里者的恶意中伤、造谣诽谤，行下了方便、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这期间，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仍然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不断地发一些纠“左”的指示，他派人到河北省徐水县(刘少奇的试点)，对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一县一社的情况给予了否定。从十月中旬到第一次郑州会议前，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认真研读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着手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

　　十月底，炮击金门刚结束，他的主要精力又回到了国内，先行派出吴冷西、田家英等到河南摸底，继而从十一月初开始到一九五九年三月，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筹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于十一月七日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在会上，他明确指出，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肯定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对公社以下的单位名称做明确规定，到了九、十月间，农村营、连、排军事建制风行全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生产队的概念，指出“公社......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绝口不提——实际上是否定了营、连、排军事建制。又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给六级干部的信上，更是明确提出了省、地、县、社、队、小队的概念。

　　九日，毛泽东在谈到纠“左”时，对折散家庭及其他一些“极左”做法表示反对，他说：不是不要家庭，是“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废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工作方法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

　　会议期间，他给各级干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信，提议“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愉快地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他不仅仅只是号召别人读书，而是率先垂范。这个时期，就像七大及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推荐政治类书籍一样，各种经济类书籍，都是他读过以后，有选择地向全党推荐。这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两个月时间，他用批判地学习的方法，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留下了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经大家要求，征得毛泽东同意，这些笔记经过整理，成为高级干部读书的范本。

　　那些自称比毛泽东懂经济的人，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读着毛泽东的笔记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并且，实践证明，他们学的很不好。就是他们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学的很不好，学成了一个殖民地经济，学成了一个被掠夺经济，学成了一个“四不像”。

　　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史称武昌会议，重点修改《决议(草案)》。这两次会议都注重压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过于膨胀的空气，纠正了一些负面效应，会议开的比较顺利。

　　而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很难被大家接受。

　　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到一九五九年一、二月间，全国却闹起了春荒，广东赵紫阳率先向中央汇报：原因是由于群众瞒产私分。二月二十二日，根据赵紫阳的意见，中央发文反瞒产私分。

　　二十三日，毛泽东南下调查，二十六日即发现不是群众瞒产而是缺粮。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天，给群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曾听姨婆谈起此事，她的哥哥当时是农村基层干部，由于不满一平二调，在这次反瞒产中，受到错误的对待，在开会时差一点被打死。所幸毛泽东及时纠正反瞒产，才没有对农村和农民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上，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在各级干部都热衷于集权、主张越大越好之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放权，主张公社以下各级为集体所有制，并需责权分明，指出“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注：大约原高级社的规模)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逐步过度，这期间，要逐步壮大公社经济，过渡时，应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并且应承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二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即便如此，中央和各省大部分人仍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这些主张。

　　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仍然谦虚地、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三月一日的会议上，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他总是用温和的语言来启发和引导大家。

　　二至五日，他说：“现在有一个矛盾，相当严重的矛盾，”“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他们(注：指干部)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一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与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社体制最基本的是要承认“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有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个缺点(后来，毛泽东就此事多次做自我批评)。因为那时还不认识，下面的同志也就把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这就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

　　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第二次郑州会议又进一步指出，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

　　在原则问题上，则是决不退让，这期间，他首先提出“共产风”这个词，批评道：“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他坚决强调：“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要恢复农民的名誉。”还“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

　　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循循善诱，并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使大家减轻了负担，打通了思想，终于化解了抵触情绪。说到动情处，他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

　　在他的主张下，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修正草案)》，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注：相当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取消一县一社，初步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体制。明确规定“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否定了基本核算单位集中在生产大队(管理区)的意见，并且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注：即最后定型的农村最基层组织——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稍后，把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也提了出来。这虽然还未臻完善，但在人民公社的探索过程中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后来，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毛泽东自我批评的那些话。

　　关于这些情况，王任重的日记略有记载：“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从这些记载中，不但可以感悟到毛泽东的高人一筹，还可以管窥到毛泽东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之一斑，对于后世谣传的毛泽东“家长制”作风不攻自破。

　　后来薄一波也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期间，他再次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他要求把郑州会议精神一下子捅到最基层，敦促各省尽快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对于在公社成立初期，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对群众造成的损失，毛泽东坚决要求退赔。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期间，他指示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否则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于小队(注：相当于初级社)的重要性，他说：“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麽行!”

　　这时，灾情也凸显了出来，情况报到中央，有十五个省闹春荒，其中包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个产粮大省，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发了一个题目醒目的文件：《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四月二十九日，一贯行文高雅、大气、诙谐、辛辣的毛泽东，用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的通俗生动的语言，饱蘸着深情，在《党内通信》上，给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信中说了六个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指出要辩证看待长远规划和当前计划;种植和包产要和老农商量，要讲真话，不要听上面的“一吹，二压，三许愿”;大灾之年，甚至把群众的饭桌也做了妥善的安排：“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按人定量”给“干部特殊化风”安了一个栅栏。

　　不久，他又提出了一个“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主张。

　　这封特殊的信切中时弊，冲破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封锁，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也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随后，中央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强调：“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而发挥了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车头开始往正确的方向上回归。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