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六）：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

　　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11月24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 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1957年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觉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来的，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内因，是决定的因素。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就取得成功的。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时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四）毛泽东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4806个，社员29万8千余人。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

　　1955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12月21日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

　　到1956年6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从1955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通过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创造性贡献。这也是毛主席在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主要矛盾的方法的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