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郭建波同志撰写了《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书。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作者将已经完稿的部分加以整理，作为该书第一卷《文革溯源》的上册交由我们发表，以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于第一件事，人们并没有什么疑问，对于第二件事，有人不禁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中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他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正是因为这样，郭建波同志才发表了这部著作。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就其性质来说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只有一个经济基础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否则的话，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得而复失。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极为看重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它视为中国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条件。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建立后，曾经有过一次经济基础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这次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由来。

　　作者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注意到，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他原先想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化为泡影之后，才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作者希望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梳理，来勾画出毛泽东决策变化的轨迹，从而揭示隐藏在这个轨迹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

　　作者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又从新中国成立后前后三十年的比较中来进行论证，这种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的考证，无疑会有助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走向深化。

　　作者还认为，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并不仅仅是表达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更重要的是要践行毛泽东的路线，使毛泽东思想见之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完成毛泽东的遗愿。那种教条化、形式化毛泽东思想的作法，或者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却背离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行为是令人不齿的。

　　作者指出，对于一场历时十年，波及亿万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全盘的否定和全盘的肯定都是有背于唯物辩证法的，因而也是片面的，错误的。要像列宁讲的那样，给婴儿洗澡，泼掉脏水，留下婴儿，而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在泼水的同时连同婴儿一起扔出去。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去世前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则给我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作者希望通过该文的刊发，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与争鸣，深化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对历史的反思中来谋划未来，使社会主义的大道在我国越走越宽广。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郭建波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第二节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土地改革后，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1、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一九五0年春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争论。

　　2、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3、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进行的争论。

　　4、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二）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农业合作化后，办不办人民公社？

　　1、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2、 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纠“左”历程。

　　3、 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采取的纠“左”措施。

　　4、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争论趋于激烈—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5、 庐山会议反右走偏方向，纠“左”无果而终。

　　6、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斗争的深层历史原因。

　　（三）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

　　1、 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2、 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历程，从我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曲折历程中来分析出现困难的原因，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3、 毛泽东号召全党并带头进行调查研究，探索解决困难的方法。

　　4、 克服困难的方法之一：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表现之一，全面落实和坚决贯彻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措施，继续进行纠“左”。

　　5、 克服困难的方法之一：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表现之二，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来进一步完善人民公社体制，将纠“左”引向深入。

　　6、 克服困难的方法之二：在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和农业合作化成果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

　　7、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后，在经济形势和经济恢复时间的认识上出现的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8、 以反对“三风”为标志，中央北戴河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拨正了发展的方向。

　　9、 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的方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经济形势及其恢复时间的判断是英明的。

　　10、 在克服三年经济困难问题上两种方法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

　　（四）斗争意味着什么？

　　前言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同时也献给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壮烈牺牲的先烈和英勇奋斗的人们!

　　为了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为了保持这个政权永不变质，为了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迭破强敌，所向披靡，战天斗地，壮志凌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付出了自己的辛劳和汗水，这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而毛泽东则是这些人民英雄的统帅和导师!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毛泽东去世前，在回顾一生的时候说自己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毛泽东把建立新中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人们无话可说，那么为什么他又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说起。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2]

　　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被打倒，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下一步就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了。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不仅巩固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任务，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否则的话，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失去。[3]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而且还说如果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也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失去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毛泽东进而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起着决定性作用。[4]那么，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而这两对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这样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就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源。

　　在中国要想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将我国尽快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也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成果，就必须同时还要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

　　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还是不巩固的。因为这仅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同时要有一个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完成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不仅会瓦解经济基础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甚至还会使这种成果得而复失。如果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因为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发生本质性变化，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由于在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后进行了一次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这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由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领导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后两次革命也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对这三次革命一个比一个看得重要。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也没有这么高兴。三大战役是新中国的奠基之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得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重要。尽管这样，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如果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虽然性质相同却又不能不居于次要地位，因而毛泽东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看得比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重要。因而毛泽东就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其实，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认识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原先计划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当时毛泽东也一度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主要表现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也一度认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以及在阶级矛盾是否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所持的谨慎态度。[5]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一九五七年中国发生的右派猖狂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同时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那么，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到底是不是导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确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呢?

　　我们分析后认为，并不是这样。因为并不是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才使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而是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才以此为切入口，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国内外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才得出的结论。因而我们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原因。

　　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呢?

　　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难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也是相同的，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矛盾又是相同的，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基本解决了。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两个领域的矛盾，才能最终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革命的目的、对象及方式上。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革命的对象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革命的方式就是在农业上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对民族资产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特点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为特点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似。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与苏联是不一样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出的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才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我国比较顺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破私立公，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克服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永不变质，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革命的对象是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正如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样，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的探索。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对党内出现的右倾的批评到四清运动期间“左”而实右的倾向，毛泽东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看到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力量是多么强大，他们能够借机歪曲党的政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甚至导致严重的灾难。同时，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又显示出党内高层存在的严重右倾倾向，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关于运动的性质及重点等问题的争论，进一步显示了党内高层存在着的“左”而实右的倾向。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通过整风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已经破灭，毛泽东才不得不将希望投向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给他们以民主权利，发动他们起来监督干部，制约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在实践中产生的修正主义倾向，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形成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强大制约力量。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曾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我们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

　　毛泽东当然清楚群众运动的弊端也是可以显见的，他甚至还有失败的估计。但是他认为与其让资本主义复辟，广大的工农大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中国发生严重的倒退，甚至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群众重新跌入苦难的深渊，那么在运动中的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因而他在遭到党内外势力的干扰、威胁、破坏的情况下，仍一以贯之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直到生命的结束，他都没有动摇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信念，始终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文化大革命要触动党内一些人的利益，这会导致他们的反对，因而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说他是准备摔得粉身碎骨的，他也是准备被枪毙的。[7]从后来发展的事实看毛泽东的这一想法绝非杞人忧天。

　　一九八一年后，彭真曾说，毛泽东原来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也就是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后来最终采取了文革的方式，他说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直到去世彭真也没有将这个原因讲清楚。[8]在中央已经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原因是有利于否定文革的，彭真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从彭真就是对自己信任的人至死也不肯将这个真实原因说出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原因不仅不利于否定文革，反而却有利于进一步说明文革开展的必要性。这就与中央关于文革的定论背道而驰了。这才是彭真至死也不愿意讲清楚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思考后才决定的，决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冲动。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这是一次颇有象征意义的行动。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三十八年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就是要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来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包产到户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及国营经济影响的发人深醒的谈话，他对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委员会的深情回顾，对当时国内外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深深忧虑，不论是在他的谈话还是诗词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下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9]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又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韶山，在滴水洞住了十一天。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没有与乡亲们见面，也没有游泳，而是在房间里看书、批文件，可以看出，他是有心事的，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这是在面临重大决策时才有的现象。他在谋划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大计。[10]在滴水洞他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11]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对文革发动的设想。这封信并非个人的通信，而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展望，是为了给左派们敲敲警钟。因为这封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12]

　　在信中，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想练练兵，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受锻炼。[13] 形成这样一种制度，一旦他去世后，有人要走修正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就可以起来造反，将修正主义者消灭掉，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信中他坦言自己并不赞同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自己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认为这样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林彪还是这么讲，当时广大左派也这样讲，考虑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从发动文革的大局考虑，也就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信中还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的意见在他一生还是第一次。对这种作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作了充分估计，他是准备摔得粉身碎骨的。[14]

　　从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风起云涌之际表现出的无奈的心情，他虽然并不赞同这种作法，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左派的热情正高，又不能泼他们的冷水，从大局出发又不得不认可了他们的作法。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以后一旦右派当权，就会拿这件事来攻击文革和诋毁他本人，因而就以书信的方式，坦露了自己的意见，立此存照。

　　我们从文革高潮过后，毛泽东反对“四个伟大”，说当时搞一点个人崇拜的言谈中可见一斑。[15]我们也看到文革后在一九八○年四千老干部讨论历史决议期间，有一些人乘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起猖狂攻击，欲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我们还看到即使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却把毛泽东供奉起来，对他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弃之如弊履，致使毛泽东生前历尽艰辛万苦要避免的结果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这真是被毛泽东不幸而言中。因而我们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一封政治遗嘱式的通信。

　　文革晚期的毛泽东，虽然已经重病缠身，但仍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以他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少领导干部对此很不理解，甚至还处于对抗状态，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处于蒙昧状态，他们虽然充满激情地投身于文革，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个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文革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有的人甚至在党内走资派的鼓动下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急先锋。

　　毛泽东担心，一旦他去世后，文化大革命就会失败，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工农群众又会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失去土地的悲惨命运就会重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阴影又会在中国的上空徘徊。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之付出的生命、心血和汗水也会随着付诸东流，他自己为之毕生奋斗追求的理想也会破灭，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因而文革晚期的毛泽东，遥望中国的未来，一种壮志未酬的悲情油然而生，眼中时常浸满泪水。可叹自己已是重病缠身，处于风烛残年，他不由得老泪横流，有时甚至是嚎啕大哭。[16]直到今天，当我们面对中国所处的严峻状况，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原因，读到这些悲愤的文字，也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思念倍增，缅怀不已，感慨万端。

　　“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不管将来的历史如何发展，毛泽东确信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开辟的一条新路。他已经将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坚信，如果将来中国一旦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那么经过文革洗礼的中国人民(其主体是工农大众)必然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旗，拿起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进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领导权，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永保其美妙之青春。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人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余留任务和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这种革命。

　　这样我们看到，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党内出现了一系列的斗争。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分歧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集中体现在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刘少奇及华北局领导人反对山西省委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而毛泽东则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不过这次争论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最终平息下来，后来通过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过是认识的分歧，在通过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到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

　　如果我们再把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党内斗争联成一个线索，就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年东北互助合作上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一九五五年在合作化发展速度方面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争论、一九六二年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

　　前三次争论是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争论，是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而一九六二年关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争论，是要不要坚持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问题。如果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是对阻碍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行为进行严厉批判的话，那么一九六二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则是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倒退行为的有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召集座谈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终于确立了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巩固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顺利地实现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时候一个明显的分歧表现在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有的中央领导人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自动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从过去附着的资本主义的皮(生产资料私有制)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皮(生产资料公有制)上了，但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还没有转变过来。因而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7]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斗争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一九六○后，围绕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形势的估计、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方法，中央领导层产生了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虽然在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到了消除，但是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一九六二年右倾的出现，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而且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进行深刻总结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围绕运动的性质、重点、方式、依靠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了高峰，也使得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出现了质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再作接班人了。[18]

　　即使这样，从一九六五年初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仍然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极为慎重的，虽然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再作接班人了，但是他还要观察一番，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看一看刘少奇的表现后再做出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是寄于希望的。但是自从出现五十多天将矛头对准老师和学生、扭转运动方向的“工作组事件”后，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为标志，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至此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已成定局。

　　这样我们看到，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从一九五○年东北互助合作到一九六二年关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争论，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到四清运动的分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文化大革命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产物。

　　对当时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说道：“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19]由此看来，毛泽东担心一旦自己去世后，如果按照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走下去，就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尽管对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不满意，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改正错误的余地和机会，只是在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作为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重返一线，并对一线的领导人进行了调整，以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20]胡乔木后来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分裂的原因也“一直在思考”，但是却“得不到完整的答案”，[21]，薄一波对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也是“一直在思索，至今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22]如果抛开他们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如果不从现实的视角来比较分析这两条路线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就无法找到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反而会跌入权力斗争的陷阱。

　　前面我们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那么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在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后，又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创举。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让人民群众向着官僚主义猛烈开火，让人民群众自己来审查干部，选举和罢免干部，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真正以人民的公仆出现，成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在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中，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使他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获得保障的根本途径。

　　共产党就像《西游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