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的供稿。】

　　第一部分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我们应当正视和高扬时代精神与世界精神大旗，在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高峰，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人类解放的神圣使命与伟大召唤下，彻底清除一切现代神话迷信和新生异化专制，以理论勇气、政治勇气、道德勇气和文化骨气，坚决回击和彻底粉碎当代的迂回曲折的修正主义大变种和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腐朽阶级的借以大众文化包装和小资情调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象理性，实则非理性的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现代混合。

　　当代修正主义和剥削阶级反动意识的全部回潮，高度集中在历史虚无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变形意识形态的根基是集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主义。这种根基的历史甚至和远远依旧是重遇和享乐主义，物质与金钱主义，以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同当代美政治哲学、为政治伦理甚至政治乱伦的奇妙怪胎。

　　从中国到世界，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尽管历史事件和社会情绪，乃至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的表现与机遇各不相同，但基本表征却是一致的。这就当下的走势与脉动都是起源于告别革命。告别革命起源于对所谓“革命的诅咒”的反思和所谓“极权主义”的解构。这表面上似乎显示出历史辩证法的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沉思，似乎显示出世界性的人类之人性反思。结果却绝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曾经风行的伤痕文学、先锋艺术、朦胧诗(篇)、流行歌曲等等的飘浮与解构，而且是更深层的来自整个的学术、学理、方法论、世界观、价值取向及其学科体系，教育系统，家庭结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的全部颠覆与重构。

　　告别革命是一切颠覆的原点。随着看似不经意的无关宏旨的躲避崇高，事实上却是进入结构神圣，摧毁伟大，颠覆经典，反转正义的一系列的远胜于三俗的文化与精神堕落和颠覆。同正面战场的所谓拨乱反正直接遥相呼应的就是彻底的自由化，西方化和后来的全球化(以现代化和未来学为包装)，而迂回曲折展开的却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各国特色版本。而充当侧面和非正规意识形态的文化战场，确实在市场化大潮驱动下的迅速堕入的戏说、穿越、搞笑、滑稽的铺天盖地，到如今则已经是剧场、电视剧、晚会、戏剧乃至文学与剧本的娱乐到死的骑虎难下。

　　李泽厚、王蒙、王朔等等当然没有呼风唤雨的神功，他们本意也未必会是当真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但告别、解构、戏说大潮一体，必然会在资本和金钱魔怪之下，江河日下，上演“劣币驱逐良币”活报剧，在乱世与混沌中，呈现出伪劣战胜优良的适者生态法则。换言之，逆向淘汰和精英淘汰的社会潮变和伪时尚的朝代更新，自然成就“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那么，革命的历史功能，革命伦理，革命政治哲学，革命与世界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革命的价值取向与人文理念，同保守反动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公艺学的社会零星工程，究竟哪一种更是历史的巨大驱动和伟大前行?

　　一、序曲

　　革命的条件既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也非天然滋生的。革命的条件与革命的爆发时历史起点、时代关口，必然是社会经济、政治集合同思想与文化洪流的自然涌动和天然会合。革命不是领袖登高一呼的“煽动”结果，也不是群氓、乌合之众的无理智社会群体冲动所为。

　　梅子说时代需要毛泽东就一定会产生出第二个毛泽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反复可印证的人民与领袖从社会变动的不断生成与创造历史的大轮回。这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社会临界点与临界值，革命的阶段群体生成，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因此，革命是历史与时代的产儿，不是任何人人工制造和人们幻想的产物。理性和时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充当这一历史意志的处助产婆，而不是充当阻挡历史洪流的螳臂挡车。

　　列宁说，革命条件有二：其一是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样统治下去了，其二是说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这被过去相当长的权贵似乎是自觉理性般地解读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稳高压，把一切社会不安消灭在萌芽之中，似乎就可以强制性的熄灭似乎不可能成大气候的星星之火，借以达到阻挠任何的燎原之势。这就是以往几十年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一道理”，“绝不当头”之韬光养晦的三合一的雍正哲学的基本逻辑和运营结果。然而，历史却反复无情地证明：“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这是宇宙一律的铁一般的社会物理学，其同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之时空连续统一样，具有亘古价值和科学效应。任何轻骚地挑战这一原理的小丑，都将被历史洪流碾得粉身碎骨，而且会在的人类文明史上，成为臭不可闻的社会渣滓和文明粪土。

　　托克维尔这位法国政治家加思想家，具有资产阶级学者中不多见的非凡的洞察力，他注意到革命的爆发，常常不是在被统治阶级出于最暗无天日的时刻，而往往却是相反，最漆黑的深沉黑夜已过，社会已在方方面面走向松弛的好转之时。

　　这表明，革命爆发常常是在改良与小恩小贿的纠正已经来得太迟，改良主义方式已经太晚了。同时表明，革命产生的条件和逻辑，似乎表现出重大的变革只能是矫枉过正的人类文明与理性的迂回不幸。这种不幸在所谓史前的非阶级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人类早期原生态天堂期，表现得往往并不明显。究其社会逻辑缘由，应该同当时的包括天下为公下的贤贤使能，讲信修睦，禅让纳谏、公平正义、清正廉明等等政治机理和政治实践及其哲学有着直接关系。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则失德而后尚礼，失礼而后求仁，失仁而后有赖于义，失义后便只能依赖法了。礼-乐-刑-政看似齐备，但政之以力，齐之以刑(所谓严刑峻法)。结果，无论有没有温情慢慢的血缘宗法社会，不管怎样叫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私家私姓王朝与诸侯大人、贵族豪强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其同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对立的剥削压迫状态，都不再可能建构起任何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这样的社会伦道调和功能。这显示出统治阶级与剥削压迫制度的伦理道德虚伪和政治文化麻醉，永远不可能借助于尊尊亲亲和数权分立的统治阶级间的分权均衡，来达到搁置统治瓜分和贪欲的无限膨胀，从而避免统治烈度恶化的统治周期律的最后崩溃。

　　中国历朝各代，全世界的各文明的阶级、民族压迫，帝国主义似的殖民主义的本国、本族内外的正向与逆向的阶级与民族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在新兴权贵上台伊始，采取休养生息， 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对立，出现所谓中兴，甚至盛世(所谓从据乱世，先进入升平世，而后可能进入太平世)。但随着这样的政治周期复苏、繁荣和盛世而来的，就必然是穷奢极欲，统治竞赛压榨和巧取豪夺的瓜分竞争的统治无度乃至无序，无论是分封与授疆的王姓、番主的地方做大，还是皇亲国戚与豪门大户望族的纨绔子弟败家逞凶斗狠，就是单单的私家王朝的子女的后续分封赏赐，就很快会掏空国库，吃尽国蓄，造成天下凋敝，民不聊生。

　　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是以所谓用心-敬业角度来观察的盛衰起伏。而实际上历朝各代，社会发展中后期都不乏有志当政、中兴之主，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多半非但未能逆转颓势，反倒成了亡国之君。这就是上述的革命条件与爆发所内含的天然逻辑力量使然。

　　这当然不是给任何不作为的昏君败臣以击鼓传花以借口和支持，而是表明革命之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历史之英武之士，恰恰必定是革命之弄潮儿，而非反革命之卫道士。

　　二、开题

　　告别革命的逻辑是说共产党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掌握资源与天下，特别是完成剥夺剥夺者，形成无对抗阶级社会的时段，应当无条件地转向执政党的建政，其根据不但是所谓经济中心与生产力解放，和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是对新生政权后的带有规律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时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哲学及其后遗症的纠正，更是对所谓的通向奴役道路的哈耶克的极权主义和雅科夫的文化政治哲学这类反动学说的彻底无条件的回应。

　　那么，看一看历史与理论，资产阶级究竟有没有她自己的阶级专政?其革命与造反，镇压与剥夺，是否在取得政权和国体、政体后，就停止了呢?革命的原本意义和价值取向，是所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通向奴役道路和极权主义么?

　　举凡认真通读西方著名的法学家泰格·利维的《法律与资产资本主义兴起》一书，都明白，资产阶级作为反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的不劳而获，充当一切非特权与世袭等级的第三等级中的新生有产与富贵群体，即革命与造反的历史，自公元一千年左右直到1800左右，前后长达八百余年之久，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工业革命后，才真正达到高潮，随后就是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在其最终完成的资产阶级统治并正式地登堂入室后，绞杀，扑灭，镇压无产阶级和各种社会反对势力和政治斗争，甚至战争的极端性专政，始终牢牢把握，警钟长鸣，未曾丝毫马放南山，得过且过。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说，阶级斗争不是我的新发现，在我之前，资产阶级学者早已发剪了。我的新贡献是证明以下三点：(1)阶级斗争仅仅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无非是要达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表明，阶级斗争既非无产阶级及其领袖的独创和发明，又非他们专有的特定武器。其老搭档资产阶级，无论就理论与实践而言，都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同样也是革命的行家里手。

　　这又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阶级专政，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而这种多数人的专政，不但是对其可能的阶级敌人的报复与反抗的必然的镇压，更是完成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然前提与条件。

　　这又表明，革命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的使命，工人阶级的阶级作为与自觉自在自为，同人类的大同世界，以及消灭制度剥削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完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建构与发展，是始终融合为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而从暴力革命的这种马列主义的总体的拒斥态度，到夺取政权后的接管银行、计划金融、理性管理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民主文化和社会生活，一刻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多数人的阶级统治形式。

　　这同茅以轼从约翰·穆勒那里就学术、理论与良心自由所要求的警惕多数人暴政没有丝毫联系。应当客观地说，茅以轼不但在中国引发的引发了众怒，而且已经事实上多次、反复的以身试法，茅的行为，若在西方早就被起诉、审判，因为它不但公然践踏宪法，而且直接触犯法律，不惜以身试法，而且气焰极为嚣张。至于他的经济学知识于是，则几乎为零。其逻辑思辩与正常人思辩能力，连最低级的专家、精英都不如，人们可以通过其同北大教授巩献田先生的外媒电视采访中，作出自己清楚地判断。

　　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并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形成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理论是同暴力革命思想前后一致的，并且是严密地与马列主义全部学说一脉相承的。

　　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唯一的坦途，就是不断革命。而连续革命又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