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回到今天“个体”所面临的事实。如果“五四”时期和80年代所讲的个体,还或多或少带有充分发扬人的价值的探索,那么今天的个体以及自由,恐怕真担得起以前常被指认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自私自利,已经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的角度得到辩护,并上升到经济乃至人类发展的推动力的高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俨然已成为霸气又严密的公理。(有人指出,“为己”的原意不见得是今天所普遍理解的;这里仍用其流行的意义。) 如果说80年代知识分子对历史探索、社会理想的质疑,带有人生遭际和理想破灭的余悸,那么表面上相似的情景,在今天,则不用拿那么宏大的理由来解释;人们本不需要什么理由,更不会因此产生精神负担。 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既解构历史,也嘲讽理想。信什么?信现在,信自己。这早就不是现代性的严肃的思辨、质疑,而是仅仅也紧紧关注个人当下利益的“务实”。 从反对“理性异化”,到如今理性丧失,理性地把握世界、历史的努力日渐微弱。从国家层面上由“务实”的政策取代宏大的理想和计划,到个人仅仅对自己所在的、利益攸关的小圈子感兴趣,对世界、生命、历史、哲学等“形而上”事物的麻木。 从积极地参与政治、构建政治和后来的干预、批判政治,到如今政治也成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最受到关注的是领导人的领带及夫人的包。 从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斗争哲学”的厌弃,到今天不无讽刺地把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奉为最高原则,整体性地把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让位给个体间的直接利益争夺,而对自由背后的陷阱视而不见,不怀疑也不拒绝,也拒绝不得。 从对理想的高扬,对道义的推崇,到今天不但把理想、道义踩在脚下,而且把先贤、烈士的形象按自己庸俗的趣味涂抹。 …… 从而,任何严肃的理论思辨,任何非世俗的理想向往,任何对道义、崇高的直接标榜,任何政治立场的表达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任何理性认识宏观世界的努力,都面临着被解构被嘲讽的危险。 或许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仅仅是,认真你就错,玩玩而已。一句“傻×!”,可以终结一切认真而徒劳的言语。 这是无论持何种立场、理论、理想的认真严肃者的真正难题。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困境,仍然好于在主流中一起庸俗、沦落,至少不比此低。因为,主流亦有其不得已的处境,真正的闲适、安心也在今天已不可得。既然,保持一份对世界和自我的清醒,力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至少是别一种选择。 现实也的确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因“不管”而客观造成的思想的空间,丰厚的历史资源,文化遗产,前人的启示,使得这别一种选择有了发展的可能。由此,现实中也蕴含着多种可能,只要肯去发掘。 从这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 好的是理想的多种,糟的是现实的一样。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看我们的前人在当时的选择,就不仅仅是“怀旧”,更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在如今的暗淡中寻找另一个时空的依据。 二十
那么今天,毛泽东的文化遗产仍有其意义。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 ——Alain Badiou,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作为一个布衣学子出身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毛泽东对文化事业的创造,对文化、文艺问题的直接发言,都为其前辈和继任者所不及。 毛泽东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创造,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繁重事务之外,一直保持着自身文化、理论修养的自觉提高,保持着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和超越性的探求,其博大的胸怀,渊深的识见,其理论的系统、全面性,思想逻辑的巨大说服力,令后人汗颜。在多次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谆谆告诫同行们多读书、看报,甚至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讨论;建国后,面对新的复杂问题,他依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花大力气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现实各方面问题,写出《论十大关系》等系统性论著;在认为苏联背离社会主义之后,他亲自领导了中苏论战,与苏方展开思想交锋;他晚年深为担忧的是,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但根深蒂固的贵族文化、心理并没有消失,担心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制度的全面复辟;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新官僚、知识精英的变质、堕落…… 如果说在当时,毛泽东的设想还确实有些“抽象”、“偏离实际”的话,那么他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得到了全面证实。 作为上一世纪最伟大的言说者,毛泽东的发问,超越了历史时空。 他的直接批评,和他的时代所建立的全新的价值规范,在今天,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和评判视角,并非完全失效。(比如,人民性、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历史本质、歌颂反抗斗争等,在今天的文艺评论中仍有其意义,并得到部分继承。) 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敏感问题的处理,剥除了复杂的历史现实所造成的遗憾和迷惑,仍给人们以警觉的启示。——当然,遗憾和迷惑正是令后人“不能饶恕”的地方,也不能掩盖。然而,知识分子因其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大概在任何时代,都面临遗憾和迷惑,这正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之处;当80年代知识分子“自由”之后,仍频频出现自杀、颓废,以致后来整体性地向世俗、金钱归附,丢掉数千年之“节操”;那么,对毛时代积极干预的做法,在认识到遗憾的同时,不能否认其进步性和特殊意义。 二十一
为今天的人们所迷恋的“西方”,实际上存在过一段时期,为来自东方的“毛泽东主义”所倾倒,其影响至今未绝。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造反”运动,史称“巴黎五月风暴”。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运动,与东方红色国度正在狂飙突进的社会运动遥相呼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学生们举着毛的头像,喊着造反口号,唱着革命的歌曲,占领了大街小巷。连摇滚明星,也加入了对革命和它的象征者——毛泽东的歌颂。 类似的运动在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不同规模的发生过。 著名思想家萨特,积极支持了巴黎学生运动,与法国的“毛主义者”并肩作战。萨特自觉改变了姿态,鲜明地主张“介入”——介入现实斗争,介入政治实践。由此,他公开谴责了美国的侵越战争,并对阿拉伯地区冲突、苏联问题等,做了积极干预。 萨特实际上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深入思考了知识分子问题,修正自己以往的观念。 他认为,对于有着专业技术知识者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人服务;另一方面,实际上却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只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深刻的矛盾。如果去适应或逃避这种矛盾,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正视这一深刻矛盾,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为此,萨特举例解释:一个美国科学家研制了新式武器,实际会成为侵越战争的帮凶,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对。——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不安的良心”,并去努力解决矛盾。 在与“毛主义者”一道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萨特又进了一步,认为上述这种自我反省者,仍然只属于“古典知识分子”;而在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同群众在一起,他们的唯一特殊之处在于能向群众提供专业知识,为群众服务。这样,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坦言,自己还仍是古典的,不过正在努力向新知识分子转变。 结合萨特的所思所做,与毛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可以看到其明显的联系,不但在根本目标上一致,甚至也借用了毛泽东式的话语资源。萨特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努力改造自我为新知识分子,但也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转变,要以一个新型社会为基础。 那么,毛泽东所做的政治实践,其实正是要从整个社会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这个解决,不是那么完满,但已经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尝试。 二十二
在资本化越来越成为事实的今天,回看并不远的昨天,依然让人激动不已。或许,可以有另一种“想象”。 曾经,人们以理想主义、以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阻止了资本扩张; 曾经,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东方带领下,风起云涌,令资本主义不断弃城丢土; 曾经,一个东方伟人的宣告,让举世震惊; 曾经,一个不屈的红色国度,让他的对手先后折服; 曾经,人们的评判以正义与否,敢于宣判美国为不正义; 曾经,精英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是全民的财富; 曾经,人们的眼里充斥的不是金钱、性、欲望、明星和大款、二代和土豪、作秀的政客和叫卖的文人; 曾经,有另一种想象和可能性; 曾经,有一个神话…… 当阻止资本化、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尝试失败,当历史已被宣布“终结”,当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被认为是单调、乏味——那么,看看今天庸俗、堕落的世界,虽然不能证明前者的合理,但至少,也能照见现实的荒谬。 问题还是在现实。 我们仍然有另一种选择。 尤其,沉厚的历史能给我们启示。 毛泽东,一个让有的人敬仰也让有的人发抖的名字。他的存在,是绕不过去的高峰。 今天的争论,精英们的噩梦和诅咒,从反面显示了这一巨大的存在。 我们应当庆幸,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先驱、先知者。这是中国,东方,最大的骄傲。 面对现实,我们仍然可以选择。 承受着这个沉默的空虚的小时代,我们最大的寄托,是巨大的历史空间,那里,有蝇营狗苟者无法想象的世界。那里发生了正剧,也发生了悲剧,但,都是严肃的。 二十三
颠倒世事几茫茫,衰世谁人识真王。 千载同惜华胥梦,百年犹忆乌托邦。 江山已多文人捧,风云还须英雄创。 天若有情天应泪,人间正道本沧桑。 [华胥梦]《列子·黄帝》讲的一个故事,说黄帝梦游到华胥氏之国,是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才力犹难出平庸 巨制鸿篇做不成。 只为凡尘多萦虑, 便去当年借东风。 二十四
主要资料来源: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1~4卷);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郭绍虞等,中国历代文论选; 黄忠晶,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 戴维堤,逝者如斯; 范正美,秋梦追思;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2期); 南帆,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张慧瑜:民国想象,谁的民国?(《南风窗》2013年第25期); 韩德强,历史的终结与新文化运动; 贺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李北方,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 李云雷,一名出身农村的博士的思考——我们为何而读书。 另外,相当多的历史事实的资料,文艺作品,以及以前看过留下印象的论述,不一一列举;与同学的交流讨论,社会实践的调研,亦有很多启示。不列举。 对于网络搜索资料,本文持慎用态度,仅用于确认人物履历、作品、言论、事件,以及个别名词、术语的查证。 实际上,更多资料,来自于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实。而这一切,将成为历史。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1949
2013年12月2日动笔, 12月8日凌晨4时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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