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现代、后现代

十三

　　1980年代中期，敏感的文学界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之前以反思历史、面对现实为题旨的主流开始退缩，渐渐转向个人，转向文学内部。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原点，前人普遍抛弃了的地方。

　　曾经一部小说、一篇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曾经一本新出的书引得人们连夜排队、顷刻售空的文学热、经典热，将成为远去的记忆。整个社会的思辨热、文化热、政治热，也慢慢消退。

　　1988年，曾被人视为“新时期”文学开拓者、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发表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敏锐的指出了这一事实：80年代初，文学在社会上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也不大出现了”;“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里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1993年，王蒙及时地赶上潮流，公然抛出了“躲避崇高”论，为王朔声辩——后者的小说被当时还不合时宜地保守“崇高”的文学评论界贬为“痞子文学”，其作品中的格言有“我是痞子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正常而且高大上)……却说王朔现在是文艺界、影视界风云人物，不提。

　　当文学转向内部，失去轰动效应，文人转向自我，等而下之，与庸俗接轨的时候，也宣告了一个去政治化时代的到来。历史进入到“后现代”，亦可以叫“后革命时代”、“后英雄时代”，也就是全面商业化的、资本化的时代。在文化上，则是泛商品化、消费化、娱乐化、流行化、碎片化、大众化(与毛时代的“大众化”有联系也有本质的不同)等，还可以再贬它一贬，叫做庸俗化、戏谑化、非理性、“无厘头”、纯粹搞笑等，都无不可。

　　在一个有着深厚的严肃文化传统的国度，在一个“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古国，这实是一“千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又是伴随着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的兴起而迅速扩展的。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有人给出了极好的定义：小时代。

　　十四

　　那么，在这一变中，知识分子们又干什么去了?当然，知识分子数量上是大大增加了，甚至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了。这里主要说文化程度较高的，进入公众视野并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持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即便今天的文化已经变样，即便“文化人”拒绝“权力”，仍然不可否认文化权力阶层的存在。

　　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了“五四”时期青年导师、启蒙领袖的高度，失去了毛时代“文化工作者”“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也不见了80年代“新启蒙者”的姿态。他们或者是在文化体制内埋头“学术”、为自己的前途劳累，也不时地忆苦思甜，珍惜大好形势;或者与商业媾和，贩点学术、熬点鸡汤，满足消费者快餐式的需求;或者自封“公知”，作为一个新的物种，给大家增加点娱乐元素，偶尔弹起80年代的民主、普世调子，已是“曲高和寡”，最近因为各种不堪的原因被抓，看来虽然号称“公共”，人品也不咋样;我们甚至还有“文艺圈子”，有不少“德艺双馨”的文化人，经常在娱乐、情感、财经等网络频道上见到他们的姿势。

　　总之，时过境迁，“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你秀直肠癌也好，嫖妓被抓也好，获诺贝尔奖也好，总之，您再也掀不起浪头来了。

　　严肃文艺衰落，商业—大众文化兴起，既是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互相作用的结果。虽然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中，制造者与接受者已经基本混同为一体，但是，持有领导权的一部分知识者的引导、带动，仍然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担任文化部长、作协副主席的王蒙们公然躲避崇高之时，也正是80后、90后们成长的时期;当王蒙们后来发现新作家普遍缺乏历史感、社会现实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今的文化“缺钙”，与他们当初种的是什么草，养的是什么牛，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文化”这东西，是不是还是该有引导，有规范?

　　事实上，今天的“规范”也不是没有，是另一种规范，商业化的、逐利的规范：不用往大处看，且看身边漫天铺盖的广告，各种商业活动的仪式，求职者的简历、着装、用语、神态，等等，就这样的小事务，都有一整套的规范，有专业的书籍，专门的学问，专门的老师——谁不遵从，就没法跻进主流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家们所讲的建国以来的“一体化”进程，今天实际上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已经有名字了，叫做“全球化”。如果说得“保守、僵化、教条”一些，叫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中，文化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存在着其生产—运作(传播)—消费的完成过程，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十五

　　上帝死了，我还活着;

　　英雄倒了，我还立着;

　　历史远了，我还笑着;

　　理想淡了，我还扯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我，我。

　　当人们还在为从政治秩序中“摆脱”出来而庆幸时，由现代科技、工业、市场、资本所建立的秩序，已经悄然而强有力地笼罩了一切;被指认为终极价值所在的“个体”，陷入了无形的、更大的约束;对“集体”的拒绝，使“个体”愈加孤立无助。这是“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个体”一旦脱离了社会、他人的参照，其内在价值将十分可疑;当人与人的关系仅仅通过资本运动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当人的价值只作为商品存在，那么个体将与社会一起瓦解。现实中，这个过程在加剧，但在中国，还因为深厚的传统和深刻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人的关系、社会形态留有其复杂性。但现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冷漠，社会的残忍，我们见证着温情的丧失、理想的倒下、道义的衰落。而这时候的无助的“个体”，唯一在做的还是加剧自己的“个体化”，来加强自我认同，不过这个认同，可能还是这整个社会的畸形的期许，是社会规范、他人要求的“对象化”——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可怜的“个体”，可悲的世界!

　　无论是现代主义的悲观的质疑，还是后现代性的轻巧的戏谑，所面临的都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快节奏的学习、工作，使人一旦停下脚步，就有被抛弃的危险;在自由选择的名义上，仅仅一个考试分数，一张证书，一个名额，就死死地左右了人的高低。所有人被放在了同一个竞争场上，后头的人固然不甘心，前面的人更丝毫不敢懈怠。从而，采取“不问世事”，埋头于眼前切身利益，成为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又是高度“理性”的。

　　在高度理性的现代人这里，任何关于道义、理想以及思想理论的表达，都有可能面临“我——不——相——信”的尴尬，被指认为说教、洗脑。人们审慎地采纳了“不教自己之头脑，成为他人跑马场”的唯一原则，把自己包裹地刀枪不入。

　　那么，常被憎为说教、束缚、压制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文化、思想、理想这些东西，则不是知趣地退出，就是改换头面，适时地把自己包装起来，作为商品大家族的一员，廉价地卖给人们，得体地充当着“人生已经如此艰难”的现实生活的调味剂、开心果。还好，现在有一个好处，什么都可以“卖”嘛，自由。这真是最现实主义的，最实用最理性的选择。

　　十六

　　在今天，“传统”也是一件挺热的物事。不同于上一世纪的激进的、偏执的态度，今天的人们平和了，包容了，成熟了。我们可以容许国、共同台述说历史，携手共创未来，可以祝福中、美国结成夫妻、白头偕老，可以欣赏孔子的幽默和奥巴马的可爱，甚至可以开发“红色经典”、“革命圣地”，只要能来钱，只要好玩。

　　不过，包容还是有限度的。比如，就有人持“绝不饶恕”的决绝，对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传统文化的破坏。这其中，有前面讲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有对文化典籍、文物古迹的损毁，还有文化创造、研究的停滞倒退，等等。有人直接说，文化大革命是消灭文化的革命，是对人类文明的“浩劫”。

　　“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不分析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追究近代以来内外迫力之下持续破旧立新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看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本身这一巨大“传统”的保存和再造，当然，更不会承认毛泽东时代文化普及、再生传统文化的创举。

　　传统体现在哪?体现在今天的古装剧热、旅游热?体现在保存典籍、学术研究?体现在对“国学大师”的大熊猫一样的待遇?体现在今天的这讲坛，那讲经?

　　不从动机上看的话，上述因素大概都有自己合理的地方。毛泽东时代可能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但是，传统还可能有别的存在方式，有别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首先是文章开头已经讲过的，毛泽东时代在文艺作品上对民族传统、民间因素的开掘，并赋予积极的英雄主义的时代意义，打破文化垄断，面向大众，从而使将死的“传统”焕发了生机，产生了向现代(不同于现在这个“现代”)转变并孕育更高社会形态的可能。

　　这只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创造，还有无形的，然而更重要的，就是毛时代以其深刻的政治实践所作的制度性创建。在农村，人民公社这一现代组织结构，将生产、生活、行政、文化娱乐包纳于一体，巩固了传统农村的“乡土”传统，对农民赖以生存的“熟人社会”的伦理基础作了制度保障，并以现代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为载体，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内容，提高了其所处的文化地位，使之在其中得到认同感、意义感。再看今天的农村，已经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正是今天面临的重大矛盾危机。

　　另外，如前所述，文化本身担负着参与政治实践的功能。反过来，文化活动也扩大了政治的容量，带来了崭新的政治景观。不同于今天，进入人们视线的只是开会、投票、读文件、办行政，毛时代的政治实践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干部不但在生产、行政事务中与群众发生联系，而且广泛参与到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基于朴素的相互信任和一致的目标，干部、群众之间并非是紧张的行政关系、对立的统治—被统治，更因为共同的学习、讨论、审美、娱乐等精神活动，而真正“打成一片”。今天的“亲民”，是因为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已经太远，需要刻意去“亲”，而毛时代的干群之间，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隔阂。这也是毛时代独有的政治文化生态。

　　十七

　　在城市，以国企为单位，形成了崭新的社区文化。“以厂为家”成为普遍感受和事实，工人与单位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基于共同生产目标的团结协作。而这个目标也纳入到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宏大主题中，因为产生更大的象征意义。厂内、厂间不时开展的文体活动，丰富了工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还举办舞会等形式的为青年提供恋爱机会的活动……工人们办厂内报刊，聚集在一起谈论厂内厂外、国家国际的新闻大事，甚至连班组、车间之间的“生产竞赛”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文化意义。

　　这样的人文氛围，不但是今天流水线上的工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有的。今天的市民，往往同住一个楼层多年的不相认识，人与人在现实中没有多少交集，于是上班、购物、上网、旅游等，构成市民的主要活动。而这些活动，基本是围绕着商业这一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的，人更多打交道的是与商业机构、公司这些冷冰冰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法人”。当然，还有人民币这个最亲密的伙伴。

　　因此可以说，毛时代的政治实践，保障和加强了中国传统中浓厚的人伦关系，而这也是“传统”之存在的倚赖。这不但保留延续了传统民间的重视舆论评议的习惯、“古道热肠”、的道义感，又因为新型的组织结构和价值追求而能削弱传统中可能滋生的落后因素，诸如旧时小市民的散漫、嫖赌等恶习，农民的自私、短视以及宗族纠葛等。

　　当然，这只是所有实践中所展现的方向和在逐步实现的事实。众多的人口、不同的地域，以及政治探索中的失误、具体实践中的冲突，使得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地那么圆满。然而，毛时代农村水利等农用设施建设甚至公社自办集体企业、国企所创造的工业增长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种种重大成就，都证明了毛时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结构、以社会理想凝聚人民的政治实践的成功。

　　这些因政治实践而再造的文化传统，是远比几卷古籍几个大师重要得多的，但却被后来的历史叙述所极大地忽略、歪曲了。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保教”，可以理解为对毛泽东保国、保种并再造了文化传统的概括表述。

　　十八

　　80年代有“寻根文学”一个流派，多是以作者下放农村的经历为题材，从乡土传统的角度，关照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和缺陷，由此反思历史，思考未来方向。如果那个时候，因着毛泽东的“保教”，还尚有“根”可寻的话，那么今天，这缕几千年的传统之根，已是脉息甚微了。

　　诚然，毛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存在破坏传统的失误之处，然而，真正毁灭性的打击却是市场化、商业化、资本运动。这里用得着《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也许并未过时：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今天的传统热、国学热、大师热、民俗热、收藏热等等貌似体现“传统”的小潮流，其背后的“交易”不言而喻。当季羡林先生回乡祭祖时都围着一群拍照录像的敬业人士，当季先生甫一过世，他的各种精装文集便阅兵似的排上了大小书店的架子，我们在感叹商业、资本的伟力的同时，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传统文化热，其实质是什么;也就不难理解杨绛拒绝出席她的“作品研讨会”时答道“不能吹泡泡”，指的是什么。

　　这还不算势不可挡的房地产业等对古建筑、旧民居的大量破坏，而这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合法面目出现的;还不算崩坏的农村结构对传统伦理的打击;还不算外语、外国产品对民族传统的挤压;还不算传统道德的沦丧。当然，这又可能跳到保守、停滞、排外的逻辑极端上，然而，有人是真正痛惜“传统”流失的，所以以上这些，又不能不提。

　　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中一些被历史多次审判过的阴暗、渣滓，却正在搭借着现代传媒的公共汽车，重新被打捞起来。当然，现代人的通达，不会在理念上受到“灌输”，现代传媒及文化产品也不负责这个，然而对糟粕的发挥和对猥琐的欣赏，其对接受者心理、精神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极为可能的;其中封建贵族文化的畸形视域和潜在优越性的展露，与今天人们的追求又暗暗相合，从而与“民国”等历史想象一起，参与了现代人自我想象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古代、现代、中国、外国甚至外星，各种形式的娱乐表达，都是可以相容于当下的语境中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消费品，纯属娱乐和想象。

　　而回观毛泽东时代对传统的再造，却真正是批判地继承、发扬;面对的是整个民族危亡的难题，而能让传统在新的主题中重生，并向新型社会转化。这样的手笔，着实伟大。